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第二章 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教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变动。胡佛要干什么，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果当选总统果然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他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针，也就是说，他那些所谓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对朋友说过，他认为罗斯福是个无能之辈，好对付，现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