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用担心未来的工作，正是研究这类“无用的学问”的上佳人选。
其实溥仪真有些别的天赋。故宫博物院曾经收藏过一份溥仪的手稿，是他幼年接见蒙古使者的谈话记录（标点是我加的）：
溥仪：你们几时来京城儿？
蒙古人：我们没有吃茶。
溥仪：不是吃茶，我说你们何时来北京城儿？
蒙古人：呕，呕，臣才明白皇上问的是什么时候来北京呵！是不是啊？
溥仪：为何不是呢？
蒙古人：大前天早五点来的。
溥仪：我听说蒙古的地不安静，可有什么？
蒙古人：皇上胡说！
侍卫（大喊）：蒙古人敢口出不逊！这是皇帝！不准你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
蒙古人：是，是。
溥仪：不要紧，他没有见过我，偶尔说一两个不对的话也无须责备。
蒙古人：皇帝说得很对。
侍卫（又大喝）：皇帝二字是你叫的么？
蒙古人：那你为什么说皇帝？
侍卫：呸！呸！我不同此等混蛋说话！出去！
这多么像老舍笔下的话剧，侍卫的仗势，蒙古人的憨。溥仪真要能去欧洲几年，难保不出息成一中国的康德，而不是满洲的“康德皇帝”。
报人世家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扬州，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早没了当年盐商云集、财货辐辏的盛况。平山堂前桃花渡，瘦西湖侧柳絮红，景物依旧，却向哪里去觅风流太守风流诗？前些年有个大小说家李涵秋，作一部《广陵潮》，专写民元后的扬州，才见得清角吹寒，都在空城，百代繁华，只剩得二分明月，与一座萧条衰败的旧江都。
几个月前，从江南哗啦哗啦地退下来许多兵，一气涌进扬州城，找房屋，征粮草，人欢马炸，倒是给素常清净的街道添了几分喧腾。只是家家紧闭门户，反显出这一份热闹的诡异。这些年，兵来兵往，马蹄都快把大街的青石板踏碎了，扬州人大约也麻木了。只要地方绅商维持得住，这些兵不至于烧城掠户，就随他们去吧。
有一个人不这样想。
此人叫许蔼如，是城东利源记当铺的少东，家境不错。许蔼如年轻时，曾经被家里送到上海读过两年大学，算是新文化人。回乡多年，日子倒也安稳，吃早茶，淴晚浴，平日常见他跑跑衙门，或者在街头握一管笔，往本子记些什么。然而人是很好的，遇见叫化子，照例是五六个铜元，家里生意虽不大管，也并没有坏下去。
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县衙门前的告示上，打了红勾。
1927年8月24日，北伐军在大胜关附近发现孙传芳军队乘坐大批民船渡江。从这一天起，十余万南北军队在长江两岸开始了长达七昼夜的血战。史称“龙潭之役”。
由于渡江中流遇袭，孙传芳虽有英国炮舰的掩护，仍然难逃一败，30日夜，孙军丢下一万余名俘虏和两万余支枪，溃逃回江北。经此一战，北伐成功，已指日可待。
南京政府有没有及时收到孙军渡江的情报，众说纷纭。但就在8月24日当天，上海《申报》、《新闻报》都用三号字在头版登出了“孙传芳军队即将渡江”的报道。掐算时间，报馆得到消息时，孙传芳军队的船只还没有出发。
许蔼如在上海读的是商科，但他对做生意兴趣不大。倒是每天读的《申报》和《新闻报》，让他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羡慕之心。回乡后，他主动去信上海两大报，愿意担任两报在扬州的访员。
当时上海的大报将全国各地区通讯划分为几个等级：首都北京，自然是一等，天津次之，汉口、广州又次之。湖南河南这些南北交战的要地，不过是三等，小小一个扬州，既非战略重镇，亦非通商口岸，只怕要排到五等六等去了。许蔼如有没有新闻稿寄来，大报馆的编辑根本不会在乎。只有许大少自己，总觉得有乖职守，一个访员，找不到新闻，算什么呢？
孙传芳军队北撤，驻防扬州，百姓都怨气冲天，许蔼如倒觉得是一个机会。不过孙军驻防以后，扬州的邮电检查骤然收紧，有消息也传递不出去。等到孙军将要渡江的消息传来，许蔼如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冒险跑到电报局给上海发了个电报，电文只有四个字“孙军渡江”。
许蔼如的电文究竟是怎么通过宪兵的检查的？谁也说不清。只知道渡江失败的第二天，就有人将许蔼如发电报的事，报告了扬州防守司令。
扬州防守司令刘士林，是孙传芳的外甥。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即下令逮捕许蔼如。许家在扬州，也算是有头有面的大户，许太太到处请托，可是军队的事情，谁敢拍胸脯？一直拖了四五天，最后由本城商会出面，三百多家商铺联名作保，刘司令才松了口。
许蔼如是被担架从县狱抬回家的，脊背被皮鞭子打得稀烂，人只剩了半口气。许太太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人只顾劝：人回来就好，养伤要紧，吃一堑，长一智，将来莫再和背时的报纸打交道啦。
许蔼如的背伤还没有换第二遍药，孙传芳到了老河口。
刘司令把许蔼如发电报的事，一五一十报告孙传芳，还添了句话：“要不是许某发这个电报，南京政府不会早做预备，我们也不会败得这七四报人世家样惨！”
宪兵们把许蔼如从家里床上拖了出来，一直拖到老河口的河滩上，两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直到把许蔼如打成肉泥。孙传芳还下令，江边曝尸三日。
隔天，衙门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许蔼如充当奸细，出卖军情，现已依律正法，以儆效尤。
诛杀奸细，何代无之？不过，许蔼如与过往的奸细不同，他不是为了钱财（当时各地访员没有固定薪酬），也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他的初衷，只是想尽“访员”的职守，为中国人刚刚熟悉的“舆论”贡献一点力量。
大公报复刊的创始人之一张季鸾这样评价从晚清到民初的中国报人：“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不同的是，中国报人没有英美同行的办报环境，一部中国现代舆论史，字里行间，不仅油墨濡染，更有血迹斑斑。许蔼如的事迹，若不是有位同乡偶尔记了一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便是当年名震一时的报人，又有几位不是寂寞地留在史书晦暗的角落里？
教父梁发
我想写这个人的故事已经很久了。
他叫梁发，又叫梁阿发。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啦，爱阿不阿的。他的家乡离广州70英里（也有人说200里），不知道是粤东哪个县，总之比较偏远。家境贫寒，11岁入学，只读了四年私塾，就来到省城打工。那是嘉庆九年（1804）的事。
他在广州当学徒，学的是画工和木版印刷。干了十余年后，一个洋人来问他，愿不愿意去爪哇国做几年活。他想了几天，好在还未娶亲，去就去吧，家乡去那里的人也很多。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嘉庆二十四年，梁发回到家乡。可是他的身份已经大变，他刻了一些版，印成小册子，分送诸亲友。大家这才知道，梁发已经受洗入了基督教。大家还听说，他在爪哇帮着鬼佬教士刻书，但是和唐山的书不同，那是每月定期出版的，名字老长老长的。梁发的行径很快被官府发现了，异端！逮捕，烧书，毁版，笞三十。那时洋人的势力远不如后来，但还是足以把他保出来，送回爪哇。梁发虽然吃了些苦头，却让洋老板看到了他的虔诚。四年后，他被聘为伦敦传道会助手，又四年，授教士职。就这样，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华人基督教士。
道光十九年（1839），梁发50岁，他再次回到了广东。他死的时候66岁，16年间，他目睹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天大起来，中国吃教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他隐约知道外面天下大乱，可是老迈的梁发不会想到，这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变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历史书上说，在梁发回国前两年，他1832年刊行的九卷《劝世良言》已经在广州等地流行。一位来广州考举人落第的秀才无意中得到了一本。回乡后，他得了大病，在病中细读了这本书。他又把这本书介绍给了他的朋友们。十年后，他们根据这本《劝世良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
梁发当然不会知道这些。正如他也不知道，他在爪哇帮洋人做的那些事情，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那个后来大家叫做马六甲的地方，他负担了一份中文杂志的刻印和编辑。他毕竟上过四年学，懂得中国人的想法，他来编中文杂志，效果比那些洋人当然要好。
他编的杂志叫《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果后世的历史学家没有弄错，那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刊物。
1855年3月12日，梁发死于广州。这一年，“中国报业之父”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当一名低级编辑，《申报》创办人美查还是个英国小混混，而未来的《申报》主笔蔡尔康刚刚两岁。我们还要等上18年，才会诞生一个与梁发同乡同姓，凭一张报、一枝笔胜过三千毛瑟枪的“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
90年代的北京房地产
没错，是90年代，不过不是20世纪，是19世纪，大清光绪年间。
那个彭翼仲，他不是因为得罪袁大头给发到新疆去了吗？辛亥后他又回了北京，接着办《中华报》，还出了本《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个梅兰芳专门编《孽海波澜》歌颂过的维新报人，差点儿成为北京房地产界的大牛，潘石屹、林少洲一类的干活。
彭翼仲是江苏长洲人，他父亲把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