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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把祁三益当死敌，祁三益也把国民党当死敌。祁三益在战争中担任陇东地区武工队队长。汉训班培训的爆破技术这次派上用场，祁三益带领陇东民兵大摆地雷阵，《解放日报》专文报道祁三益的事迹。建国后，祁三益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帝侦科科长、省民委宗教科科长；文革中被定为“历史特务”清除出党；文革后得到平反，任康南林业总场场长。
李春茂在解放战争中任武工队副队长，建国后任甘肃省公安厅一处秘书科长、畜牧厅牧区处处长，文革中下放干校审查，文革后平反，任省林业厅副厅级巡视员。
王星文建国初期任新疆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
这些国民党特务机关培训出来的特务，加入共产党后却几经考验生死不渝。
作者心中盘旋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时候，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国民党富，共产党穷，这些出身较高，在国统区出路也好的青年，为何投向共产党？
采访李启明时，作者直截了当地问：“国民党搞特务活动，论经验、论业务，论资金，论设备，都不比共产党差，为什么斗不过共产党？”
李启明明确地说：“还是人心所向！”
对于这种政治层面的回答，作者并不满意，又追问：“这人心所向，与情报、保卫工作有何具体联系？”
李启明耐心地解释：“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腐败，进步青年都往延安跑。国民党派到边区的特务，受不了艰苦，大部分都跑回去了。这个汉训班吸收学员的时候，打的旗号是训练抗日干部，参加的人多数也是进步青年，一进去就后悔。所以我们说服争取的时候，并不困难。”
明白了。
有句老话：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从小道理上讲，国民党有权有势，没有理由不胜。
从大道理上讲，共产党人心所向，更有理由得胜。
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人心向背最终决定历史走向。于是，本来并不占优的共产党，也能在情报保卫斗争中取得胜利。
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空讲道理。于是，大道理即使是真理，也让人们觉得太空，于是去找小道理，就把更为管用的大道理忘怀了。
如果能把大道理同小道理结合起来讲解，这道理就令人信服。
得人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天下可得，情报、保卫工作焉能不得？
国共双方的谍报战争长期而复杂，2002年8月，作者在兰州市公安局又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建国初期，各地公安部门陆续查明军统汉中特训班的更多情况。浙江、汉中两地，先后培训320人，大部已经处理，46名逃亡海外，还有40多名下落不明。
1955年，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缴获一份程慕颐于1951年4月17日写给保密局的文字报告。程慕颐声称自己领导的浙江、汉中两个训练班先后培训670人，除少数人外，多数混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建议毛人凤予以联络。
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巨大的问号（2）
根据这个新的线索，汉中特训班的特务远远不止已经发现的320名。于是，公安部将其列入“603专案”，布置全国特别是甘肃公安部门彻底查清。
甘肃省公安厅由苏振荣副厅长挂帅，兵分三路，查阅档案，外调，提审在押犯。经过两个多月的详细调查，认定汉训班共招生9期，培训8期，第9期转入重庆训练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其中有教官37名。
这个数字，接近程慕颐的报告，却远远超过公安部门此前掌握的320名，更远远超过延安时期破获的55名！仅新发现的汉训班特务就有160名之多，还有虽然没有经过汉训班却由汉训班毕业生发展的特务。这631名中，甘肃籍的235名，陕西籍的129名，还有24名下落不明。除程慕颐、杜长城、王希田三人逃往台湾外，留在大陆各地的特务在建国后大多停止了活动，但是其中许多人并未交待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组织关系，有4名还混入机关内部。还有个别人继续从事反共活动，霍某在1952年参加反革命组织“光复军”，丁某在反右运动中幻想蒋介石反攻大陆。调查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的却可能只是进入冬眠状态，一旦时机到来，会不会有人重操旧业？①事实证明：一网打不尽，一次政治运动也揪不完。反间谍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斗争，必须持久进行。
①《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公开披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侦破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此书可能是最早的，可惜比较简略。
①郝苏：《陇东公安工作回忆》。此文应陇东公安处的邀约而写，关于汉训班案件的记述虽然简略，却是当年办案人员亲自撰写的惟一文字材料。
①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程一鸣长期在军统西北区工作，熟知甘肃方向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行动。此文全面概括军统举办的各种特训班。
①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此书集中沈醉在各个时期撰写的有关军统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提到程慕颐的汉中班。还记述，1942年春，戴笠亲自挑选三个暗杀高手，派往延安刺杀中共领袖，其中一个叫蒋更生的还是沈醉的学生，但是没能成功。
②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细说中统军统》，传记文学出版社。此文作者在后记中说，1980年3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征集《中华民国史》人物传记而写作此文，1981年9月补充材料。
①马兆祥、康润民：前国家教委副主任，1993年12月9日采访。这两位是红军时期的陕北地方干部，对赵苍璧的情况相当熟悉。马兆祥曾任陇东地委组织部长，也了解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一些情况，而且特别熟悉陇东干部的情况。
②吴定军：中共平凉地委政法委书记，2002年8月27日采访。吴南山的儿子吴定军，曾经帮助父亲整理关于汉中特训班的文字材料，相当熟悉有关情况，而且了解吴南山的心理过程。
③李文吉：前兰州市公安局干部，2002年8月28日采访。李文吉多年追访此案，数次采访吴南山，还整理成文字材料。
①王炎堂：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2003年1月28日采访。当时在中社部经办各渠道工作的王炎堂提醒：一个案件的侦破，往往是由各方工作汇集而成，既有保卫部门的贡献，也有情报人员的贡献。
①罗青长：前中央调查部部长，2001年9月10日采访。罗青长也证实此案在中共反间谍史上的重要位置。
①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吴南山在1984年撰写的这个材料，详细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汉中特训班情况。
①马文瑞：前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5月30日采访。作为当地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马文瑞负责领导保卫工作并掌握政策。
①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讲的这段故事，既有动作又有对话，像电影一样生动。老干部也有不同特点。一些文化较高的干部，叙述有条有理准确可靠，可往往忽略细节。而一些文化较低的干部，对于政策分寸也许把握得不大准确，但是说起故事却栩栩如生。涂占奎以为，汉中特训班的主任是“陈仪”，那个后来被蒋介石杀了的浙江省长。这也证明，当时他听到了“程益”这个名字的发音。
①李甫山：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98年3月采访。此案初期李甫山在陇东，后来调延安任边保办公室主任，不但掌握陇东阶段的情况，还知道延安破案情况，并了解后来对涉案人员的使用情况。李甫山说康生在抢救运动大会上当场点名，用汉中特训班来证明延安有特务。
①李军（李春茂）：《国民党军统汉中特训班覆没记》。亲历人李军撰写的这本书，详细记述汉中特训班的全部历程，尚未公开出版。
①吕璜：前全国妇联副秘书长，1994年7月14日采访。当年，布鲁率吕璜等人到陇东指导工作，将祁三益带回延安破案。
②涂占奎：前青海省机械厅副厅长，1999年采访。涂占奎生动地叙述郝苏审讯祁三益的情况。郝苏后来调到边保审讯科工作，在审讯方面颇有建树，或许就是这次成功的审讯开了路。
①吴南山：《庆阳侦破敌特案件情况》。吴南山在1984年撰写的这个材料，详细叙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汉中特训班情况。
②陈巍著：《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学林出版社。本书从布鲁工作的角度写到这个案件。
①王：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99年11月24日采访。王在延安亲自听取中社部领导康生、李克农的指示。
①李启明：前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95年10月18日采访。李启明在延安参与汉中特训班案件的侦破，而且负责接纳吴南山等人加入边保行列。
①欧阳毅：前炮兵副政委，2002年10月采访。总政锄奸部负责侦破军队系统的“戴案”特务。1994年时，作者到广州采访钱益民，可惜，这个延安三大侦察专家之一的人物，由于老病，已经谈不出多少情况。
①王：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1999年11月24日采访。王经手侦破军委二局电台潜伏特务，而且肯定此案是延安时期最大的国特案件。
①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师哲的回忆录发表数次，1992年出版的此书，内容更加坦率。
②王素园：《抢救运动始末》，中共党史资料第37辑。这篇文章提到军统汉中特训班案件对于抢救运动的影响，在公开文字中是罕见的。
①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周兴自存档案。这个时期，中共的有关政策规定明确而具体。关于自首叛变问题，就有细致的区分，自首而没有破坏组织的人，表现好的仍可入党。
①吴南山：《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解放日报》1947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