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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攻的演习
会议结束后不久，1941年1月2日到11日期间举行了两场战役和战略演习。朱可夫只描写了其中的一场，并且严重歪曲了这一过程：第二天一场大规模的战略战役演习就开始了。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苏联在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演习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领导。他们又“代表”西南战略方向。“蓝方”（德军）假设是进攻一方；“红方”（红军）假设是防御一方（第一场朱可夫是“蓝方”，而“红方”是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Д。Г。帕夫洛夫。……作者按）。
这一演习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检查战争初期军队的掩护和行动计划中的主要措施是否可行和合适。
感谢总参谋部的是，他们为演习准备的全部文件资料都反映了法西斯德国最近在欧洲的行动。
在西部战略方向的演习包括了从东普鲁士到波列西耶一线。双方兵力：西方（“蓝方”）60多个师，东方（“红方”）50多个师。地面部队的行动有强大的空军支援。
演习中充满了对东方来说极其悲惨的情节。而这些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
演习结束后，国防人民委员命令Д。Г。帕夫洛夫和我进行局部讲评，指出演习参加者行动中的优点和缺点。斯大林建议总讲评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都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报告演习经过。他在斯大林两三次生硬的插话之后，变得说话重复、前言不搭后语了。梅列茨科夫显然乱了阵脚。在评价各方事态和他们采取的对策时，他已经没有了逻辑。当他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蓝方”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为“红方”的失利恼怒起来，他打断梅列茨科夫的话说：“您这是从何谈起？不要忘记，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势，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
梅列茨科夫说，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是力量和装备的数量及质量对比在战争中同样也很重要，特别是现代战争中……而且德国已经进行充分准备并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
斯大林又气呼呼地提了几点意见……对那些话真不想再回忆了。然后他问：“谁还想谈谈？”
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发言。他报告了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在战役战术素养方面的提高，说这次高级指挥干部会议和军事战略演习的益处是毫无疑问的。
铁木辛哥说：“1941年训练年度，军队将有可能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组织性的训练。因为到那时，军队应当已经在新的驻地配置就绪了。”
然后，白俄罗斯特别军区的司令Д。Г。帕夫洛夫上将发言，他从评价此次会议谈起，可是斯大林没让他说完就问：“‘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在哪儿呢？”
帕夫洛夫想用一句玩笑话遮掩过去，他说：战争游戏嘛，这是常有的事。斯大林显然很不爱听这句玩笑话。他说：“军区司令员应该掌握军事艺术，应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而您在这次演习中没有做到这一点。”
然后，看来斯大林已经不再对帕夫洛夫的发言感兴趣，他问道：“谁还想发言？”
我请求发言。我谈到，这类演习对于提高高级指挥人员的战役战略水平是很有价值的。我建议，尽管演习组织起来很复杂，还是应当常常举行这类演习。为了提高军区和集团军司令员及参谋人员的军事素养，必须在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带通信器材的首长－司令部人员野战演习。
然后，我还谈到在白俄罗斯构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我认为，白俄罗斯的防御工事距离边界太近，而且它们的布局，特别是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布局，打起仗来非常不利。敌人可能从布列斯特和苏伐乌基地区突入我们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军队的后方。同时，构筑防御工事的地区纵深很小，不可能坚持很久，因为敌人的炮火可以达到它们的全部纵深。”
В。М。莫洛托夫问：“那么，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不知道，根据某些条件出发，确实应该选择这些区域，但是，我认为，必须在距离国界较为深远的地方构筑防御工事。”
帕夫洛夫问我：“在乌克兰构筑防御工事合适吗？”很显然，我批评了他的军区，他不满意。
“在乌克兰选择构筑防御工事的区域的不是我。但是我认为，乌克兰也应在距离边界较远的地方构筑工事。”
接下来，朱可夫列举了伏罗希洛夫反驳的话，他说，构筑防御工事区是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也是按照被批准的计划执行的。这之后又援引了П。В。雷恰戈夫和Г。И。库利克的发言。库利克好像是提议把步兵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16，000和18，000人，并建议大炮用马匹牵引。同时，他认为坦克部队主要是用来直接支援步兵的。因为这件事，库利克好像受到了坚持组建坦克兵团的铁木辛哥和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最后说：“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必须撤下来。”又补充道：“军人们可以走了。”第二天，斯大林召见朱可夫并且宣布，他被任命为新的总参谋长。
朱可夫对西蒙诺夫讲述的演习过程要详细一些：
在这场演习中，我指挥“蓝方”，假设是德国人。而帕夫洛夫……他是西部军区的司令，假设是自己人，指挥“红方”，也就是我们的西方面军。在西南方面军里施泰尔恩很迎合他。
在拿到敌人（德国人）真实的原始资料和兵力情报后，指挥“蓝方”的我就开始展开战役，方向正是德国人后来展开战役的方向。主要进行攻击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后来进行攻击的地方。部队集结的方式，也大致是他们后来集结的方式。我们边境、地形和环境的配置方式……所有这一切提醒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也提醒德国人做出了相同的决定。演习持续了大约8个昼夜。演习的总指挥人为地延缓了“蓝方”的推进速度，使它停滞不前。但是“蓝方”在第8个昼夜还是推进到了巴拉诺维奇地区，而且，我再重复一遍，是在人为地延缓了推进速度的情况下。
1941年1月，在总军事委员会讲评这次战略演习。在做完要求我做的主要报告后，我决定提出某些肯定会让我们感到不安的问题，首先是新国界沿线的新构筑防御工事区系统的不合理配置问题。国界的配置形式让这种布置显得对我们不利。对我们较为有利的配置形式应该是把它们再向纵深大致推进100公里。我明白，这种观点肯定会引起不满，因为我所批评的构筑防御工事区的配置系统是由劳动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批准、最后由斯大林定夺的。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了，就别无选择。必须得谈谈这个问题。
斯大林仔细地听了报告并向我和其他发言的人提了几个问题。其中他问道，为什么“蓝方”这么厉害，为什么在演习的初始阶段投入这么多的兵力。我给他的回答是，这与德国人会派这么多兵力的可能性是相符合的，我们对敌人为在自己的主要打击方向上取得较大的优势，从而可能向我们调集的全部兵力做了实际统计，它是我们做出决定的基础所在。这也解释了演习中“蓝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梅列茨科夫是如何回忆这次著名演习的呢？他在回忆录中描述得简洁得多：
战役演习很有意思，并且也很有教益性。演习结束后，计划对它进行讲评，为此又花了一个昼夜。参加演习的人数不多，突然，大家都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会议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举行。我对12月份的那个高级指挥人员集训班和1月份的战役演习进行了讲评。整个过程只花了15到20分钟。当我谈到演习时，只来得及谈到敌人的军事行动，此后讲评活动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为斯大林打断我的话，并开始提出问题。
这些问题的实质都归结为一点：就是对侦察到的有关德军的情报进行评价，这些情报是最近几个月里通过对德军在西欧和北欧的战役进行分析后得到的。但是，通过对我军的资料和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进行分析后得到的我的意见，没引起什么反响。当时我发言的时间已经过了，并且讲评也中断了。Н。Ф。瓦杜金也想发言。但没让他发言。斯大林转向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没有支持我。
与会的军官再也没有谁要求发言。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道：“铁木辛哥同志请求任命朱可夫同志为总参谋长。大家都没意见吧！”（布琼尼也证实，斯大林建议朱可夫为候选人时，没有引用国防人民委员的话。……作者按）
我发现，与朱可夫和其他许多苏联军人的回忆录相比，梅列茨科夫的回忆录总是让我觉得要真实得多。甚至在描写准备芬兰战争这一引起争议的时刻，他的阐述仍相当客观，只要看看这一点就足够了。其中包括梅列茨科夫承认，苏联从1939年6月起就为了防止芬兰人的“军事挑衅”（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一挑衅被安排在1939年11月26日的迈尼尔村）而准备对这个国家进行“反击”。梅列茨科夫如果不能写真实的情况，他宁肯什么也不写。比如，由于书刊检查机关的限制，他不可能谈到战争初期随之而来的自己的被俘。因此在他写的《当我为人民服务时》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是：“6月23日我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大本营的常务顾问（梅列茨科夫没有提到，一个地窖是新上任顾问的豪宅）。”而接下来很快就谈到了9月份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