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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提议候选人后，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笼罩着坐在桌旁的铁木辛哥。要知道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曾经在布琼尼的手下当过骑兵师长，现在却成了老领导的上级…原来的集团军司令员现在才是莫斯科军区的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这下可以自豪了。被提拔的人是第1骑兵集团军培养出来的。”
“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斯大林说，“铁木辛哥同志以前是布琼尼元帅的下属（过了几天，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被授予元帅军衔。……作者按）。当然，不高明的战略家肯定会有各种假设，但是党不会向落后分子看齐。布琼尼同志不会对我们有意见的。他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肯定还会更重。对了，找个时间我们还要请铁木辛哥同志和总参谋长专门参加部队的作战训练，借鉴一下芬兰战争的经验。”
“两个谢苗，两个骑兵可要同心同德呀！”加里宁对讨论作了最后总结。7
斯大林是建立“息事宁人平衡系统”的专家，他可以排除任何威胁自己极大权力的潜在因素。出于迫不得已，他抛弃了对自己十分忠心却智商不高的伏罗希洛夫，事实已经证明后者跟自己在军事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完全不相称，斯大林选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军事长官来取代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
‘不可能！’我反对说。
‘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
‘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
‘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
‘我不说。’
‘为什么呀？也许，这很重要。要知道他这么有魄力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轻易流泪。’
‘我不说。’
她执拗地坚持着，不再理睬我们。谈话时她丈夫皮利希恩也在场。他推测说，朱可夫可能是回忆起蒙古时流泪了。但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朱可夫为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使命而自豪。
沃罗特尼科夫副官决定破解这个世人并未见过的朱可夫流泪之谜。他很想搞清楚，为什么皮利希恩的妻子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冒险向朱可夫本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天在元帅的别墅，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1940年4月（实际上是6月。……作者按）他动身去基辅时激动的原因。流泪说明了什么……如果真的流泪了的话，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伤心？
元帅没有马上回答……
‘我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在同斯大林、加里宁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交谈中，我最终认定了这一想法，就是战争离我们很近，而且不可逆转。让我当这么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战争？我们有准备吗？我们来得及充分准备吗？我似乎嗅到了某种灾难逼近的味道，我看着对此一无所知、为我送行的亲人和同志们，看着莫斯科，看着莫斯科人愉快的脸庞，想到：我们到底会怎样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怎么地，我有点儿不自然，接着我就忍不住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可一走进车厢，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从那一刻起，我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时还是和平……’”
至于自己关于红军对这场战争是否有准备的疑问，朱可夫在同沃罗特尼科夫的谈话中好像已经做了补充。可在《回忆与思考》中他对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我们预见到，与德国的战争将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但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算把这场战争和斗争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仓促应战，以致在最初的战役中，我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迫向苏联纵深处撤退。”但是谈到眼泪，元帅没有否认。他两眼确实流出了泪水。因为同斯大林的几次谈话让这位新上任的大将深信：战争即将开始。实际上，朱可夫为了取得胜利，一点儿也不怜惜战士们的生命，不怜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们。但是，朱可夫对那些他很熟悉并喜欢的人并不冷漠无情。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据他估算，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许多在基辅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亲人和朋友们死于非命。一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许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战友……他们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变得亲密无间……为卫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М。М。皮利希恩身负重伤，朱可夫终生与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那次去莫斯科时，皮利希恩一家人对“叔伯兄弟”的妻子和孩子们关怀备至，而那位“叔伯兄弟”更多时候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忙于公务。朱可夫的女儿埃拉证实：“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传统用盐和面包来款待我们，并且总是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帮我们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认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们使我们长了见识，还去了剧院，所以我也没觉得父亲老不在，当时他经常都在忙公事。”
1940年6月13日，即朱可夫动身去基辅前夕，斯大林到底对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