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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馨卡最先高昂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立时盯住这个姑娘，并怀着无名的恐惧。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那是在她年轻时发生的事件；当时大家都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他们立誓非杀了沙皇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此时此刻她真为明白为什么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了。
散会之后，母亲问巴威尔。
“巴甫鲁沙，你当真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的！”他站在她面前，照例用明快而果决的口气说话。
“为什么问为这个？”
母亲叹了口气，垂下眼睑问道：
“当真？巴甫鲁沙？他们不是反抗沙皇，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威尔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用手摸着腮帮，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柔和而又严肃的声调，给她讲了许久。
她望着他的脸庞，心里琢磨：
“这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他是不会的！”
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用得更多了，自然它的锋芒也就渐渐地磨平了，最终这个词和数十个别的她不懂的名词一样，听得熟惯了。然而她对于莎馨卡还是有点不大喜欢，每在她来了之后，母亲总觉得有点不安，不自在……
有一次，她心怀不满地噘着嘴对霍霍尔说：
“莎馨卡怎么那样厉害！老是下命令——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
霍霍尔朗声大笑。
“说得对，妈妈！你的眼力真不错！巴威尔，你以为怎样？”
他又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中含着嘲笑，说道：
“贵族嘛！”
巴威尔郑重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说得对！”霍霍尔证明说。“她就是不明白她自己应当那样做，而我们是愿意而且那样做的！”
他们又开始争论起母亲所不理解的事情。
母亲又发现莎馨卡对她的儿子态度严厉，甚至时而训斥他。巴威尔只是含笑不语，他的双眼中闪出和以前对待娜塔莎一样的温和的光芒，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个姑娘。这也使母亲觉得不快。
有地，突然有一种使他们所有的人一起雀跃欢喜的感情，这叫母亲吃惊不已。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他们念读外国工人新闻的晚上。每当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辉，大家都变得很古怪，像孩童一般幸福，发出欢快爽朗的笑声，互相亲热地拍打着肩膀。
“德国的朋友们真是好样的！”不知是谁仿佛被欢乐陶醉了一般地嚷了起来。
“意大利工人阶级万岁！”又有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叫出声来。
他们这呼喊声传播遥远的地方，传播给他们所不认识的、连语言也不相同的同志们，可是他们又好像深切地相信，那些未知的友人一定能够听见他们和理解他们的欢乐。
霍霍尔两眼放光，心里比谁都爱意荡漾，他说道：
“我们应该写封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抱着同一目的、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喜的朋友！”
于是，大家梦幻似的面带微笑，长久地谈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的事情，像谈论他们所尊敬的，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的，同情他们的不幸的自己的友人、自己的知心人一样。
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产生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亲密的感情。这种感情把所有的人融成一条心，它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不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用一种欢乐、青春、醉人和充满了希望的力量使她直起腰来。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什么人都是你的同志——不论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奥地利人，——你们为所有的人欢喜，为所有的人悲痛！”
“为所有的人！妈妈！所有的人！”霍霍尔叫着，“在我们看来，没有所谓的国家，也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朋友和敌人！一切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的财主、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善良的眼睛看看世界，当你知道我们工人如何之多，如何之强大的时候——你的心就充满了欢喜。像过一个大节日一样！妈妈，不论是法国人、德国人，当他们这样地看人生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同感，意大利人也是同样欣喜。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都是‘世界各国的工人友爱团结’这一种不可战胜的思想的孩子。这种思想使我们感到温暖，它是天空上正义的太阳，而这个天空，就是工人们的心，不论是谁，不论他干什么，只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兄弟，现在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将来永远也是这样。”
这种孩子般的却很巩固的信念，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他们中间，这种信念的力量渐渐提高，渐渐成长起来。
当母亲看到这种信念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和她所看见的太阳一般伟大而光亮的东西。
他们常常唱歌。高声快乐地唱着那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歌，但也有时，他们唱些调子不寻常而且节奏奇妙令人不快的新歌。唱这种歌的时候总是低声，严肃，好像唱赞美歌似的。唱歌者时而脸色苍白，时而情绪高涨，在那种响亮的词句里面，使人感到一种壮大的力量。
尤其是有一首新歌撼动了她的心灵。
在这首歌里，听不见那种遭到凌辱而独自在悲哀冷凝的黑暗小路上徘徊的灵魂的沉痛之声，听不见被穷困折磨、饱受恐吓、没有个性的、灰色灵魂的呻吟。在这首歌里，也没有漠然地渴望自由的力量的忧愁的悲叹，也没有不分善恶一概加以破坏的那种激愤的挑战的呼声！在这首歌里，完全没有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从事建造的那种复仇和屈辱的盲目的感情，——在这首歌里，一点都听不出古老的奴隶世界的遗物。
这首歌歌词的激昂和调子的严肃，使母亲不大喜欢，但是在这些词句和声词后面，好像有一种更大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力量压倒了词句和声调，使她的心预感到一种思想所不能捉摸的伟大的东西。这个伟大的东西，她从年轻人的面目表情和眼色中看出来。她从他们的心里感觉得到，她被这首大过歌词和声调所容纳的歌曲中的力量所征服，每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她总是比听别的更专注，比听别的更感动。
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总比唱别的要低，但是它的力量，却比任何歌曲都要强烈，它好像三月里的空气——即将到来的春天的第一日的空气，拥抱着一切的人们。
“现在应当是我们到街上唱歌的时候了！”维索夫希诃夫阴郁地说。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偷人家的东西而被抓进监牢去的时候，尼古拉向他的朋友们平静地说：
“现在可以到我的家里去开会了……”
几乎每天下了工后，都有朋友到巴威尔家里来。他们忙得顾不上洗脸，就坐在那看书，或者从书里抄录些什么。吃饭喝茶手里也不离开书本。母亲觉得他们的话变得更加难懂了。
“我们需要有一份报纸！”巴威尔时常这么念叨。
生活变得匆匆忙忙，变得狂热起来。人们更加迅速地从这本书移到那本书——好像密蜂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一般。
“人们在议论我们呢！”有一次维索夫希诃夫说。“我们不久就会遭殃了！”
“鹌鹑本是被网捕住的！”霍霍尔说。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当他叫”妈妈”的时候，好似有一只婴孩的嫩手在她的面颊上抚摸。每逢礼拜日，假若巴威尔不得闲，他就替他劈劈柴。有一回，他背来一那个木板，抄起斧头，麻利而熟练地替他们改换了大门口那架已经腐烂的台级。又有一次，人一知鬼不觉地为他们修好了坍塌的围墙。他总是一面做活，一面吹口哨，他吹得非常好听，但是有一丝悲凉。
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叫霍霍尔搬到咱们家来住不好吗？你们两个在一起方便些——省得你找我，我找你的。”
“你为什么给自己添麻烦呢？”巴威尔耸着肩膀说。
“嗳呀，都麻烦了一辈子了，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为好人麻烦，那是应该的！”
“你乐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儿子回答着。“如果他真的搬来了，我是很高兴的……”
于是，霍霍尔搬了过来。
8
这座工人区尽头的小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四周已经有许多怀疑的眼光向这里张望了。各式各样的谣言的翅膀，不安分地在房子的上空拍打着，——人们努力地想要发现并轰出隐藏在这所山谷上的房屋里东西。每天晚上，总有不三不四的人朝窗子里窥探，有时还敲一敲窗子，然后匆忙而逃之夭夭。
有一次，小酒馆的主人别贡佐夫在半路上叫住了符拉索娃。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小老头，在松驰而发红的脖颈上经常围着一块黑色的三角丝巾，上身穿了一件很厚的紫色天鹅绒背心。在油光发亮的尖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因此人们都叫他“箍眼儿”。
他把符拉索娃叫住，一古脑儿地，根本不等对方搭话就用讨厌而干燥的声音说：
“彼拉盖雅·尼洛夫娜，身体好吗？令郎呢？还没有替他娶亲吗？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是结婚的好时候，媳妇娶得越早——做父母的也就越早省心。有了家室的人，身心就特别安全，男人在家里，就像早加了酸醋的香蕈！要是我，老早就为他娶亲了。如今这年头，对谁的生活，非严厉地监督不可，人人都自我主张。说起思想，真是五花八门，可做起事来，却该挨骂。年纪轻轻的，礼拜也不去做，从来不去公共场所，鬼鬼崇崇地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为什么要交头接耳呢？请问！为什么要避开大家？在大庭广众之前——比如在酒店里——不敢说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