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未婚夫妇二人，他们也默默无言。他们很少谈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安德烈公爵谈到这件事时觉得害怕和惭愧。娜塔莎有此同感，她经常猜透安德烈公爵所有的感情。有一回娜塔莎问起他的儿子。安德烈公爵涨红了脸，现在他常常满面通红，这一点娜塔莎特别喜欢，他说，他的儿子是不会住在他们一起的。
“为什么？”娜塔莎吃惊地说。
“我不能从爷爷那儿把他夺走，而且……”
“我多么喜爱他啊！”娜塔莎立刻猜透了他的心思，她说，“但是我知道，您希望避免那种责难您和我的藉口。”
老伯爵有时候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一面吻他，一面就彼佳的教育和尼古拉的职务问题向他求教。老伯爵夫人望着他们时，长吁短叹。索尼娅时时刻刻都害怕成为多馀的人，她竭力寻找走开的藉口，寻找让他们单独留下的藉口，这时候，他们并不需要她这样做。当安德烈公爵说话的时候（他讲话讲得很好），娜塔莎骄傲地听着；当她说话的时候，她又惊又喜地发觉，他以审视的目光端详着她。她困惑不安地问她自己：“他在我身上寻找什么？他借助目光能得到什么？如果我身上没有他藉助目光能够找到的东西，那么会怎样呢？”她有时候陷入她所固有的极度愉快的心境，那么她就特别喜欢倾听并且注视安德烈公爵发笑。他很少发笑，但是当他发笑的时候，他就笑得忘乎所以，在每次发笑之后，她都觉得她自己和他更加亲近了。如果即将临近离别的念头不会使娜塔莎害怕，那么她就是非常幸福的了。
安德烈离开彼得堡的前夜，他把皮埃尔带来了，皮埃尔自从上次舞会以来，一次也没有到过罗斯托夫家里串门。皮埃尔看来惘然若失，感到难为情。他和他们家的母亲交谈。娜塔莎和索尼亚在棋桌旁边坐下来，邀请安德烈公爵下棋。他走到她们跟前。
“您不是老早就认识别祖霍夫吗？”他问道，“您喜欢他吗？”
“是啊，他是个好人，不过太可笑了。”
就像她经常谈论皮埃尔那样，她讲起有关他的漫不经心的趣闻，甚至是一些针对他凭空虚构的趣闻。
“您要知道，我把我们的秘密讲给他听了，”安德烈公爵说道，“我从儿时起就认识他了。他有一副金不换的好心肠。我请求您，娜塔莉，”他忽然严肃地说，“我要走了，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您可以不再爱我……唔，我知道，我不应该提起这件事。只想说一点，当我不在的时候，您无论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呢？……”
“无论有什么悲痛，”安德烈公爵继续说下去，“索菲小姐，我请求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请他一个人指教，请他一个人帮助。他是个非常漫不经心而且可笑的人，不过他有一副金不换的好心肠。”
无论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无论是索尼娅，或者是安德烈公爵本人都不能预见到娜塔莎和她的未婚夫的离别会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天她满脸通红，十分激动，眼中没有噙着泪水，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做着极为琐碎的事情，仿佛不明了，等待她的是什么。当他告别时，最后一次吻吻她的手，她没有哭出声来。
“您不要走吧！”她只是对他说了这句话，那嗓音使他考虑到他是否真要留下来，而且在此以后他长久地记得她说这句话时的嗓音。他走了以后，她也没有哭，一连好几天都未曾啜泣，只是呆呆地在自己房间时。她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时候只是这样说：“哦，他干嘛走了！”
但是他走后过了两个礼拜，使她周围的人感到意外的是，她突然从那精神病状态中清醒过来，变得像从前那个模样了，只不过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如同孩子在久病之后现出另一副面孔从床上站立起来。
25
在儿子走后的一年之内，老公爵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身体很弱了，意志力也衰退了。他已经变得比从前更易于激动，多半在公爵小姐玛丽亚身上发泄他那无缘无故的怒火。他仿佛极力挑剔她的各种弱点，尽量残酷地从精神上折磨她。公爵小姐玛丽亚有两种癖好，因而也就有两种欢乐：侄子尼古卢什卡和宗教，二者都是老公爵所喜爱的、用以进攻和嘲笑的题材。无论说什么，他总把话题归结为老处女的迷信和子女的娇生惯养。“你想把他（尼古卢什卡）变成像你这样的老处女，白费心机；安德烈公爵所需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处女。”他说。或者在他和布里安小姐打交道时，他一面在公爵小姐玛丽亚面前问她，她可喜欢我们的神甫和神像，他一面开玩笑……
他不断地、无情地侮辱公爵小姐玛丽亚，为了原谅他，他女儿甚至不能克制自己了。他难道会得罪女儿吗？难道她的父亲（她毕竟知道，他是喜爱她的）会不公平吗？而且什么是公平呢？公爵小姐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值得骄傲的词儿：“公平”。对她来说，人类所有的复杂的法则，可集中为一个简而明的法则，即是博爱和自我牺牲的法则，也就是那个怀有博爱之心为全人类而备受苦难的上帝本身传授给我们的法则。他人的公平或不公平与她何干呢？她自己应当蒙受苦难，热爱他人，而且她也这样做了。
冬天安德烈公爵常到童山来，他很快活而温和，公爵小姐玛丽亚很久都没有看见他这副模样了。她预感到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对公爵小姐玛丽亚没有谈到任何爱情问题。安德烈公爵在动身前和父亲交谈，谈了很久，公爵小姐玛丽亚注意到他们俩个人在他动身前彼此都表示不满。
安德烈公爵走后不久，公爵小姐玛丽亚在童山给彼得堡的朋友朱莉·卡拉金娜写了一封信，公爵小姐玛丽亚和姑娘们一样，平常也怀着那种幻想，即是希望朱莉·卡拉金娜嫁给她哥哥，这时候她的朋友正在为捐躯于土耳其的哥哥服丧。
“亲爱的、温柔的朋友朱莉，悲恸看来是我们共同的厄运。
您的损失是如此骇人，以致我只能向我自己说明，这是上帝的特殊恩赐，他因为爱您而想考验您和您的优秀的母亲。啊，我的朋友，宗教，唯独宗教，不用说，才能安慰我们，使我们摆脱失望的境地，唯独宗教能够向我们说明人类在缺乏宗教帮助下所无法理解的问题；为何目的、为何缘由那些善良、高尚、善于在生活中寻找幸福、不仅不伤害任何人，而且是对他人的幸福不可缺少的人竟会应召去见上帝，而那些恶毒的，毫无用处的危害份子，或者那些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累赘的人却幸存于世。我所看见的永志不忘的第一个人的死亡——我那亲爱的嫂嫂的死亡给我造成了这种印象。如同您也问到人的命运那样，您那最优秀的哥哥为什么应当捐躯，我也同样地问到，丽莎非但没有危害他人，而且她的心灵中除了美好的思想而外，从来没有任何邪念，为何这个安琪儿竟会死去呢。我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你瞧，从那时起，已经度过五年了，我只凭我这微不足道的智慧就已经开始明白，她为何应当死去，这种死只是创世主的无限仁慈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虽然我们多半不了解，但是这只是他对自己的造物的无限仁爱的表现而已。也许我常常这样想，她过分纯洁无瑕，宛如安琪儿，以致她无力承担母亲的义务。她这个年轻的妻子是无疵可剔的，她也许不能做个这样的母亲。而且目前她所遗留给我们的，特别是遗留给安德烈公爵的只有纯粹的怜惜和怀念。她在阴间里大概会获得我们不敢替自己希冀的那种地位。可是无须乎只论及她一个人，这种可怕的夭折尽管令人悲恸欲绝，但是这对我和对我哥哥都有极其良好的影响。那时候，在遭受损失的时刻，我脑海中不可能出现这个念头，那时候我怀着恐惧的心理撇开了这个念头，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非常明显，而且无容置疑了。此刻我把这一切写给您看，我的朋友，只是为了使您相信那作为我的生活准则的福音书中的真理：如果上帝不同意，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我们头上掉下来。而上帝的意志所依据的只是对我们的无限的仁爱，因此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福利。您问我们是不是在莫斯科度过来冬？虽然我有和您会面的愿望，但是我不想也不希望这样做。您会感到惊奇的是，波拿巴成了碍事的原因。这就是因为：我父亲的身体已明显地衰弱：他不能忍受反对的意见，渐渐地变得易于激怒。您知道这种激怒情绪多半是针对政治问题。一想到波拿巴竟与欧洲所有国君并驾齐驱，尤其是与我们的国君——
伟大的叶卡挞琳娜的孙子并驾齐驱，他就不能忍受了！您知道，我对政治问题完全不关心，但是从我父亲的话语中，从他和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的谈话中我得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大事，特别是知道人们对波拿巴致以敬意，仿佛在整个地球上只有童山不仅不承认波拿巴是个伟人，更不承认他是法国皇帝。我父亲不能忍受这等事。我仿佛觉得，我父亲所以预见到必将发生冲突，主要是由于他自己对政治问题的观点，也由于他那不论对谁都无拘无束地发表意见的风格，因此他不乐于提及前赴莫斯科的事情。由于不可避免的有关波拿巴的争论，他将会丧失他所取得的一切疗效。不管怎样，这件事一定能够很快解决。我们的家庭生活，除了安德烈哥哥不在家而外，仍然照旧。正如我在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近来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经受痛苦之后，他的精神面貌直至今年才完全复元。他变得像我小时候熟悉的那个样子了：和善、温柔，有一副无与匹比的金不换的心肠。我好像觉得，他明白，对他来说生命还没有终结。但是随着这种精神上的变化，他的体力很虚弱。他变得比从前更瘦了，神经更过敏了。我替他担心，但又感到高兴，他毕竟遵照医生们很久以前的嘱咐，出国去了。我希望出国治疗能使他复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