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去。”皮埃尔说，尽管气温是零下十度，他仍旧敞开熊皮皮袄，露出他那宽阔的、喜悦地呼吸的胸脯。
天气晴朗，非常寒冷。在那污秽的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方，在黑魆魆的屋顶上方，伸展着昏暗的星罗棋布的天空。皮埃尔只是在不停地观看夜空时，才不觉得一切尘世的东西在与他的灵魂所处的高度相比照时，竟然卑微到令人感到受辱的地步。在进入阿尔巴特广场的地方，皮埃尔眼前展现出广袤无垠的昏暗的星空。一八一二年出现的这颗巨大而明亮的彗星正位于圣洁林荫道的上方，差不多悬在这片天空的正中央，它的周围密布着繁星，它与众星不同之处乃在于，它接近地面，放射出一道白光，它的长长的尾巴向上翘起来，据说，正是那颗彗星预示着一切灾难和世界末日的凶兆。但是皮埃尔心中这颗拖着长尾巴的璀璨的彗星并没有引起任何恐怖感。与之相反，皮埃尔兴高采烈地睁开他那双被泪水沾湿的眼睛，凝视着这颗明亮的彗星，它仿佛正以非言语所能形容的速度沿着一条抛物线飞过这辽阔的空间，忽然它像一枝射进土中的利箭，在黑暗的天空楔入它所选定的地方，停止不动，它使尽全力地翘起尾巴，在无数闪烁的星星之间炫耀自己的白光。皮埃尔仿佛觉得，这颗彗星和他那颗生机盎然的、变得温和而且受到鼓舞的心灵完全重合。
第3卷1部1
从一八一一年底起，西欧的军队开始加强军备并集结力量。一八一二年，这些武装力量——数百万人（包括那些运送和保障供应的部队）由西向东朝俄罗斯边境运动。而从一八一一年起俄罗斯的军队也同样向其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了俄罗斯的边界，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全部人类本性的事件发生了。数百万人互相对立，犯下了难以计数的罪恶，欺骗、背叛、盗窃、作伪、生产伪钞、抢劫、纵火、杀人。世界的法庭编年史用几个世纪也搜集不完这些罪行。而对此，当时那些干这些事的人却并未把它作为罪行来看待。
是什么引起了这场不平常的事件呢？其原因有哪些呢？满怀天真的自信的历史学家们说：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奥尔登堡公爵所受的欺侮、违反大陆体系、拿破仑的贪权、亚历山大的强硬态度、外交家们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在皇帝出朝和招待晚会时，梅特涅·鲁缅采夫好好作一番努力，把公文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给亚历山大写上一封信：Monsieur，mon frère，je consens à rendre le duché au due d’Oldenbourg①，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显然，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就是这样看待此事的；当然，拿破仑认为，英国的阴谋是战争的原因（他在神圣的圣勒拿岛上，就这样说过）；英国议院的议员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公爵认为对他的暴行是战争的原因；商人们认为，使欧洲毁灭的大陆体系是发生战争的原因；对老兵和将军们来说，使他有事可做是战争的主要原因；那时的正统主义者认为，Les bons principes②必须恢复；而对当时的外交官来说，其所以产生这一切，是因为一八○九年的俄罗斯和奥地利同盟未能十分巧妙地瞒过拿破仑，178号备忘录的措词拙劣。显然，那个时代的人都认为除了这些原因，还有许许多多原因都取决于难以计数的不同的观点；但对我们——观察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和了解了其简单而又可怕的意义的后代人——来说，这些原因还不够充分。我们不理解的是，数百万基督徒互相残杀和虐待，就因为拿破仑是野心家，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的政策狡猾和奥尔登堡公爵受侮辱。无法理解，这些情况与屠杀和暴行事实本身有何联系；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来自欧洲另一边的数以千计的人们就来屠杀和毁灭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反过来又被这些人所杀。
①法语：陛下，我的兄弟，我同意把公国还给奥尔登堡公爵。
②法语：好原则。
对我们——不是史学家，不迷恋于考察探索过程，因而拥有观察事件的清醒健全的思想——来说，战争的原因多不胜数。在探索战争原因时我们愈是深入，发现也愈多，获取的每一孤立原因或是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都是正确的，但就其与事件的重大比较所显出的微不足道而言，这些原因又同样都是错误的，就这些原因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的话），也同样是不真实的。如同拿破仑拒绝将自己的军队撤回到维斯拉和归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我们同样可认为一个法国军士愿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是这类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役，第二个，第三个，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服役，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一千个人，那么，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人们要求他撤回到维斯拉后而感到受侮辱，不命令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军士不愿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能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如果没有奥尔登堡公爵，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受辱的感觉，如果在俄罗斯没有专制政权，如果没有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个人独裁和帝制以及引起法国革命的所有因素等等，也同样不能爆发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原因——数十亿个原因——巧合在一起，导致了已发生的事。所以说，没有哪个事件的原因是独一无二的，而事件应该发生只不过是因为它不得不发生。数百万放弃人类感情和自身理智的人们由西向东去屠杀自己的同类，正如几个世纪前，由东向西去屠杀自己同类的成群的人们一样。
事件发生与否，似乎取决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某一句话——而他们二人的行为如同以抽签或者以招募方式出征的每个士兵的行为一样，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仿佛他们是决定事件的人）的意志能实现，必须有无数个（缺其一事件就不能发生）事件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手中握有实力的人，他们是能射击、运输给养和枪炮的士兵们，他们必须同意执行这个别软弱的人的意志，并且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干。
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不理解其合理性），必然得出历史上的宿命论。我们越是试图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它们对我们来说却越是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着，他利用自由以达到其个人的目的，并以全部身心去感受，现在他可以或不可以采取某种行为；但他一旦做出这种事，那么，在某一特定时刻所完成的行为，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事了，同时也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历史中他不是自主的，这是预先注定了的。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私人生活，这种生活的意义越抽象，它就越自由；另一种生活是天然的群体生活，在这里每个人必然遵守给他规定的各种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作为不自觉的工具，以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目的。我们无法去挽回一个已完成的行为，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在一定时间里与千百万其他人的行为巧合在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舞台上站得越高，所涉及的人越多，则其每一个行为的注定结局和必然性也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
国王——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集体生活，它把国王们每时每刻的生活都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现在，一八一二年，尽管拿破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Verser或者不Verser le sang de ses peuples①取决于他（就像亚历山大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其实拿破仑任何时候也不像现在这样更服从必然的法则，该法则使他不得不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去完成必须完成的事业（而对他自己而言，他却觉得自己是随心所欲行动的）。
①法语：使本国各族人民流血，或者不使本国各族人民流血。
西方的人们向东方进发与东方人撕杀。而按各种原因偶合的法则，千百个细小原因与这次事件合在一起导致了这次进军和战争：对不遵从大陆体系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向普鲁士进军（就像拿破仑感觉的那样）仅为通过进军达到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癖好和习惯正好与他的人民的愿望一致，以及他对准备工作宏大场面的迷恋，用于准备工作的开支，要求获取抵偿这些开支的利益、他在德累斯顿的令人陶醉的荣誉；当代人认为是诚心求和却只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与现有事件相呼应，并同事件巧合的数以千万计的原因。
当苹果成熟时，就从树上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呢？是因为受地球引力的吸引吗？是因为苹果茎干枯了吗？是因为由于太阳晒或是自身太重，或是风吹了它吗？还是因为站在树下的小孩想吃苹果吗？
什么原因也不是。这一切只是各种条件的巧合，在这些条件下各种与生命有关的、有机地联系、自然的事件得到实现。找到苹果降落是由于诸如细胞组织分解等原因，植物学家是对的、就像那个站在树下面的小孩一样是对的。那小孩说，苹果掉落是因为他想吃苹果并为此做了祈祷。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想去，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样说又对又不对，这就像说一座重一百万普特，下面被挖空的山之所以崩塌是因为最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在山下最后的一击一样，又对又不对。在许多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的伟人只是以事件命名的标签、而同样像这个标签一样，他们很少与事件本身有联系。
他们的每一个行为，他们觉得是自身独断专横所为的，其实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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