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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俘获皇帝、王侯和公爵们是没有意义的，当时最老练的外交家（如梅斯特等人）已经认识到，俘虏了这些人，会使俄国人十分为难。要俘获整个军团更加没有意义，因为俄国自己的军队抵达克拉斯诺耶时，就减少了一半，而押解这些俘虏需要一整个师，而自己的给养已很困难，口粮都不足了，捉到的俘虏大都快要饿死。
所有关于切断和生擒拿破仑及其军队的高深计划，好像是一个种菜园子的人制定的计划，他在驱赶践踏菜园的牲口时，却跑到菜园门口，迎头痛击那头畜牲。唯一可以替他辩护的理由，那就是他太生气了。然而，对于那些制定那个计划的人来说，就连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菜园遭受践踏之害并不属于他们。
然而，除了切断拿破仑的军队毫无意义之外，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件事之所以不可能做到，是因为：
第一，经验证明，在一次战役中，各个纵队的战线延伸到五俄里的距离，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部队的行动与作战计划相符合，若要奇恰戈夫、库图佐夫和维特根施泰因准时在指定地点会师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可以说，没有这种可能，库图佐夫正是这样想的，他在接到这个计划时就说过，这距离牵制作战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拿破仑军队不要命的狂逃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力，要阻挡住，使其瘫痪，这就必须要有比现有的俄军数量多得多的军队。
第三，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切断”这个军事学中的术语没有任何意义。面包可以切断，而军队则切不断。切断军队——堵住它的去路——怎样都办不到，因为周围总有很多地方可以绕过去，还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军事学家可以从克拉斯诺耶和别列济纳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只要敌人宁死也不投降，就很难俘获他们，这就像一只小燕子落在你的手上，好像是可以捉住，但就是捉不住一样。只有像德国人那样按照战略战术规则投降的人，才能俘虏他们。然而对法国军队来说，他们完全认为，这样做对他们是不适合的了，因为无论是逃跑还是被俘虏，等待着他们的是死亡，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第四，之所以不可能，还有一点是最主要的，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像一八一二年的战争所处的条件那么可怕，俄国军队追击法国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力量，以致于再多做一点事情，必将自取灭亡。
俄国军队在从塔鲁丁诺到克拉斯诺耶的行军途中，因生病和掉队，减少了五万人，这相当于一个大省省会的人口数目。没有打仗部队就减去了一半人员。
在战役的这一阶段，军队没有靴子和皮衣，给养不足、没有伏特加酒，一连数月夜间都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中。那时白天只有七、八小时，其余时间是无法维持纪律的黑夜，那时，作战时，人们进入不讲纪律的死亡边缘只有几个小时，而当时一连数月每分钟都害怕被冻死或饿死；那时一个月时间军队要死去一半的人，——历史学家在讲到这一阶段战役时，他们说，米洛拉多维奇应当向侧翼某地进军，托尔马索夫应当向某地进军，奇恰戈夫应该向某地转移（在没膝的雪地里转移），某某应当击退和切断敌军，等等，等等。
俄国军队有一半的人死掉了，但是，他们做了自己所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事情，为了达到人民所期望的目的。至于另一些坐在暖和的房间里的俄国人，他们提出过一些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那就不应当属于俄国军队的过错了。
事实和历史的记载出现了这一切奇怪的和现在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这是因为写这个事件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是各位将军的高尚情操和动听的言辞，而不是历史事件。
最使他们感兴趣的是米洛拉多维奇的言辞，是这个或那个将军所受的奖赏和他们所作的推断；但是关于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甚至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这不属于他们所研究的范围。
其实，只要不去研究那些报告和将军们的计划，而是深入研究直接参加当时事件的千百万人的行动，那些原先以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很简单地得到确切无疑的答案。
切断拿破仑军队的这一目的，除了在十来位将军的想象中存在过，而事实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个目的也不可能有，因为他既没有任何意义，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人民的目的只有一个：要把侵略者从自己的国土上清除出去。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第一，它是顺其自然而达到的，因为法国人逃跑了，只要你不去阻挡他们逃跑就行了。第二，这个目的的达到，靠的是消灭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第三，一支强大的俄国军队在法国人后面紧追不舍，只要法国人一停下来，就使用这支力量。
俄国军队的作用，就像驱赶跑动的畜牲的鞭子。经验丰富的放牧人知道，对奔跑中的牲口最好是扬鞭吓唬它，而不是迎头抽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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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看见一只行将死去的动物时，他会有存一种恐怖感觉：一个本质与自身相同的东西，眼看着消灭了——不复存在了。然而，即将死去的是人，而且还是自己的亲人，那么在亲人将死之前，除了有恐怖感觉之外，还会感觉到心痛欲裂和受到精神创伤，这种精神创伤和肉体创伤一样，有时可以致命，有时也可以平静一些，但内心永远是疼痛的，难以承受外界的刺激。
安德烈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同样感觉到这一点，由于高悬在她们头顶上的可怕的死亡阴影，吓得她们不敢睁开眼睛，精神上处于崩溃状态，不敢正视人生。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尚未愈合的伤口，以免遭到污辱性的、会引起疼痛的刺激。所有的事情：大街上急速驰过的一辆马车，请用午餐，使女们请示准备什么布拉吉，更坏的是，虚情假意的关怀，所有这一切，都刺伤着痛处，都好像是一种侮辱，破坏了她们所必须的宁静。她俩在这种宁静中，极力倾听在她们的想象中仍然没有停息的可怕而又严肃的大合唱，也妨碍了她们注视那在她们眼前一晃而过的、神秘的、遥远的、遥远的远方。
只有她们俩在一块时，才不觉得遭受侮辱和痛苦。她们之间很少交谈。即便谈话，也只说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两个人同样都避免谈到有关未来的任何一件事情。
她们觉得，承认有一个未来，就是对他的纪念的侮辱。她们在谈话中，一切与死者可能有关的事情，都尽量地、更加小心地回避。她们觉得，她们所经历过的和所体验过的事情，都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她们觉得，凡是提及他的生活细节，都是破坏在她们眼前完成的神秘的尊严和圣洁。
她们沉默寡言，时时刻刻都努力回避着有可能涉及他的话题。这样，她们就从各个方面都设下了，绝不谈及他的警戒线。这就使她们觉得，一切都在她们的想象中更加纯洁、更加鲜明了。
然而，单纯的和无限的悲哀和单纯的和无限的欢乐一样，都是不可能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以其所处的地位，她能独立主宰自己的命运，同时她又是她侄子的监护人和教师，首先被现实生活从她头两个星期所陷入的悲伤世界所唤醒。她收到了家中来信，应该回信；尼古卢什卡住的房间潮湿，害得他咳嗽了。阿尔帕特奇来雅罗斯拉夫尔报告了一些事情并建议和劝告搬回莫斯科弗兹德维仁卡的住宅，那所住宅完整，只须稍加修理就行了。生命不停息，就应当活下去。对于玛丽亚公爵小姐来说，要离开她一直生活到现在的冥想世界，心情十分沉重；要丢下孤单单的娜塔莎，不论她多么怜惜，甚至于觉得问心有愧，但是，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急待她去处理，她也只有服从这种要求了。她和阿尔帕特奇清理了帐目，和德萨尔商量了侄儿的事情，作了妥善安排，作好了迁往莫斯科的准备。
自从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做启程准备时，娜塔莎总是躲着她，独自一人在一边。
玛丽亚公爵小姐向伯爵夫人提出，准许娜塔莎和她一道去莫斯科，娜塔莎的父母欣然应允，他们看到女儿的体力日渐衰弱，以为更换一下环境，还可以请莫斯科的医生给她诊治，这对她是有益的。
在向娜塔莎提出这个建议时，她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求求你们不要管我，”她说完后强忍住眼泪，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气恼和忿恨。
自从娜塔莎感到她被玛丽亚公爵小姐抛弃，她要独自承受哀伤之后，她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缩着双腿，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她用纤细的紧张的手指撕碎或揉搓某一件东西并用执着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它。这种孤独的生活使她疲倦、使她痛苦，然而，这对于她又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一有人进来，她就立刻站起来，改变她的姿势和眼神的表情，或者是顺手拿一本书看或者是顺手做点针线活，很明显，她急切地等待那个打扰她的人走开。
她总觉得，她马上就要彻底弄清楚那个问题了，而这个问题是她深藏于内心的观点所想探讨出究竟的一个可怕的、又无力解答的问题。
十二月底，娜塔莎穿一件黑色的毛呢布拉吉，辫发上随便绾起一个结，她瘦削、苍白，踡着腿坐在沙发角上，心烦意乱地把衣带的末端揉来揉去，眼睛注视着房门的一角。
她在看他去了的那个方向——人生的彼岸。这一人生彼岸她原先从未想到过，总觉得还相当遥远，也未必就真有。现在她觉得，人生彼岸较此岸更接近，更亲切，更可理解了。而人生此岸所有的一切不是空虚和荒凉，就是痛苦和屈辱。
她向所知的他到过的地方望去，一切依然如旧，她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