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他们不去进行其它投资，而是为了供儿女上大学之用。另一项调查表明，家庭经济越不富裕的家长们，越是把更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教育费用占他们手头资产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目前，中国个人的存款和现金达十万亿元之巨，也就是说中国人准备了近五万亿元左右的钱为了子女上大学。五万亿元钱像头猛虎，如果一下冲出来，可以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摧垮整个市场体系，可以让江山摇摇欲坠，但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却温情地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以无比宽宏的胸怀，一点一滴地、细水长流地交给他们的子女，让他们去努力读书，读到他们认为可以体面地进入能够获得良好生存条件的大学……
十二亿人几乎都这么想着，这么做着，因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后二十年间对大学的理解与刻求，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细，比任何时候都更疯狂，比任何时候都更迷恋，竞争的残酷也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渗透到几乎每一个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先生给我们讲了下面一件事：黑龙江某煤矿城市，有一个姓宋的矿工家庭，全家五口人，仅靠几百元收入勉强度日。宋家有两儿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在读初中。女儿最小，读小学五年级。这个经济贫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三个孩子学习成绩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踪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没有踪迹，于是只好报警。公安人员费尽辛苦也没有找到，最后发现老大有些不对劲，被列为怀疑对象。父母坚决否认，说老大是个好孩子，从不招是非，更别说做坏事了。学校老师和同学都出来证明这家的老大是好学生。但公安人员的审讯结果却出人意料：老大承认是他亲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如此残忍地杀害亲弟妹，谁听了都会毛骨悚然。原来这孩子经常听到他父亲说：咱家穷，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你们兄妹谁考上了我就供谁，考不上的就下来干苦力活，供上大学的读书。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绩都不错，要是有两人能考上大学，就得有一个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绩可能不如老二老三，这样上大学的希望不等于没了吗？他越想越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除掉竞争对手。主意一定，老大从从容容地设下计谋，诱骗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装玩挖坑埋人的游戏，便将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谁都不愿听这样的悲惨故事，但它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人们议论说这孩子大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说他父亲不该在孩子面前说那样的话误导。可不管如何解释，在这个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种强烈的上大学的欲望，为此，他选择了他认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办法。我们该怪谁？怪这孩子？怪他父亲？也许我们谁都说不清。可有一点是清楚的，除了我们不知道年龄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学对他们的重要之外，杀害弟弟和妹妹的老大及其父亲心中是极明白的。父亲因为自己的贫困和无能在为孩子惋叹，老大是从父亲的话中体味到自己可能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恐惧，正是这父亲的惋叹和儿子的恐惧，直接导致了这场悲剧。
大学，在这个矿工的家庭是一场噩梦，它毁灭了全家的幸福，也绝了这个家的根。当然，像这样的事例是极少数的，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大学梦对多数中国人而言，它是一座高山，一座险峰，有人通过这种攀越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有人则把大学作为自身价值取向的始发点、动力源。
说到这儿，我不由得想到一位如今已是风云人物的年轻都市才女，她叫张粲。
我曾对张粲说，如果这本《中国高考报告》中少了她的内容，就是一个缺陷。她当然没有明白过来，因为那时我的书稿尚在边写作边采访之中。
同在一个城市，但要抓住一位驰骋在商场上的女亿万富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估计有可能完不成这个采访计划，因为我仅从一篇有关张集的报道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其余一无所知。有趣的是无巧不成书：当我托人满北京找这个才女时，突然有一天张粲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公司就在你们作家协会对面呀！”
望着对面高出作协办公楼两倍的“建材大厦”，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世界真的是你们的”感叹——因为张粲说：这29层高的建材大厦就是她盖的！
她在京城盖的大楼不止一栋两栋了，仅她本人的“达因集团公司”下属就有四十多家分公司，遍及高科技、保健药业和房堤禚业，公司员工超过三千人，在美国硅谷都有她的“公司部队＼
那天我推门进她的办公室，第一面见她时差点问她“你们老板张粲在吗”，要不是她抢先说“你是何老师吧？”我想我真会把上面的话说出口。张粲的形象给我感觉就是大公司里那类漂亮年轻和能干的“女秘书”，然而她恰恰是大老板。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的人生中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大学经历。
张粟1982年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那时她才十九岁，小姑娘一个，又长得南方姑娘的那种清秀淑雅，聪明而有才气，活泼又机灵，她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在北大能成为这个角色并不容易。我们还记得1985年的国庆大游行中，北大学生经过天安门时突然向城楼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张粲是那次北大学生组成的两千人集体舞的总指挥。
那时的张粟，青春又单纯，充满活力又性格开朗。
突然，事隔几日，学校通知她：你的学籍已被开除，回家去吧！张粲没弄明白怎么回个，眼前的天已经塌了……
原来，三年前，张粲在第一年高考时她报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因为才十六七正值青春期的她，在考试时老发无名烧，结果平时成绩很好的她没有考出好成绩，后来被当作“服从分配”分到了东北某学院。上北大是张集的惟一选择，北大也是她从小向往的学府圣地，加上张粲家里确有困难，她是部队干部子女，哥哥姐姐都上外地当兵去了，家中祖母年迈，母亲两眼视力又不好，老父亲和整个家需要有人在身边，故部队出面请求东北某学院按休学为张粲办了退学手续。第二年张粲便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她向往的北京大学。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一年考上并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就不能在第二年参加高考，也许因为张粟太出名了，有人将她的事告到了北大，校方便在并没有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了开除张粲学籍的决走。
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打击？一个前程无量的北大优秀才女，却在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全校的“被开除生”！
尽管张粲和她家人及部队方耐无数次向校方提出申辩，尽管北大全校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了“张粲声援团”为她力争挽留，尽管北大博士班的二十多名博士生主动联合起来集体为张粲向校方提交恳请书，班主任、系领导等一些人，仍铁面无情地一次又一次逼张粲退学高校，搬出校门。
“你们就不能让我留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学习、上课还不成吗？”张粲哭着恳求，甚至就差没有跪在那些人面前。
“不行就是不行！”依然是冷面。
张粲眼泪干了，嗓子也沙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被好心的同学们架着去“散步”……“那样的场景，只有在八宝山才有呀！”现在的张粲说。
“那时我确实想死的心都有。但我还是挺了过来，一是我太恋北大了，二是同学和一些老师对我太好了。我本来就在学校比较出名，这件事出来后，没有哪个同学对我另眼看待，大家似乎比以前对我更好了，更包容了。正是这两点，我挺了过来。我发誓要在北大读完四年课程。那些日子里，我一边坚持留在学校上课，一边不停地写上诉材料，一有空就跑教委、跑新闻单位、跑各种有用和无用的关系，尽一切可能力图恢复我的学籍。”张粲回忆道：“也许正是那些日子里，我学会了到什么地方都不发怵的本事。我那时小姑娘一个，是学校的博士生们教我的，他们说你就得学会进门就跟人家说话，并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你的故事讲给人家听。有一次到水利部，因为听说那里面有人跟当时兼任教委主任的李鹏认识，但人家有把门的，我没有证件进不去呀！于是同学们就教我，说你只管大摇大摆地往里走，有人问你找谁，你就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对他说‘我找我爸’，你准能平安无事地进去。后来我还真就这样混进了水利部大院……”
我俩都笑了。
张粲说：“最让我伤心的是，有的老师明知我委屈，却就是不让我进教室上课，你怎么求他也没用。班上组织集体活动，这是我最想参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让我同去，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感到心痛……还有人向我中学的班主任发难，给她处分，并在现场大会上点名，要她检查。可我老师说：‘我没错，我相信张粲是个好学生，不信咱们十年后再看。’别人后来把这话传给了我，使我坚强了许多。我一直感谢这样的老师和北大的同学们。因为即使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这种情况也不应该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1984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经作出了废除原来规定的在对考生进行‘服从分配’时不与本人和家庭见面的做法，作出对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须与学生本人和家长见面的新规定。所以我坚持认为学校对我的处理不公平。我第一次报的也是北大，但因为身体原因没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长意见硬把我分到东北一个我根本不感兴趣的专业上大学。我从小爱小动物一类的东西，后来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鹃嫁接得开出好多鲜艳的花儿，就想当位生物学家。第一年高考时我报的就是北大生物系。后来由于报考受了挫折，一气之下，我在第二年考了北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