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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父亲一辈子只知道种地，唯一一次下山就是陪她去大学报到那次。对他来说，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能抽上一支烟，他一辈子只抽一种叫大鸡的香烟，一块钱一包。没钱的时候他曾经从家里的鸡窝里偷出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香烟，一个鸡蛋十支香烟，被母亲发现了，把父亲追得满村跑。上大学后，偶尔她偷偷买给他一包稍微好点的烟，他会一直原封不动地保存到过年的时候，家里来了拜年的客人他才舍得拆开，给客人抽，自己舍不得抽一支，再回头去抽自己的大鸡。当年他结婚的时候做了一件当年时兴的中山装，在后来的四十年里他就一直穿着这件衣服，二十岁穿到了六十岁，她什么时候回到家里看到他穿的都是这件衣服。他已经被整个时代远远抛下，只在属于他自己的小角落里苟活着，一直到死的那天。
她的妹妹为了活着，十八岁就嫁人，结果婚后两年丈夫就摔下山成了瘫子。又是为了活着，她自己学会了修鞋钉鞋，每天推着修鞋的小推车步行十里路到镇上修鞋，晚上再步行十里路回到家里。于国琴见过她的手，她二十岁的妹妹长着一双八十岁的手，没有一片指甲是完好的，每一片都是千疮百孔，指甲缝里长满了厚厚的污垢。
她的哥哥好吃懒做，有一点钱就想赌博，她的嫂子为了活着，跟着一群男人下山给人家盖房子，她在烈日下穿着一件小背心烧石灰，担着两铁皮桶石灰上房顶。山里女人不习惯戴胸罩，她光着肩膀晃着两只乳房，乳房被孩子吸变形了，垂在胸前晃来晃去地碍事，她恨不得把它们甩到背上去。此外她还要给工地上的男人们做饭，为了挣更多的钱，她还要身兼跟工地上外地来的男人们睡觉的职责。因为男人多，一晚上得和这个睡完再和那个睡，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要和四个男人睡觉。然后去供三个孩子上学，吃饭，长大。
她们就这样，忍辱负重地，死皮赖脸地活着。她为什么不活着？她要活着，她一定要活着，她要活得比谁都坚不可摧，要活给所有的人看。
终于，像赦免了一个死里逃生的犯人一样，于国琴赦免了自己。她抱着那棵柳树哭了很久很久，她从来没有这样哭过，就像她今晚忽然死去了一个亲人，一个至亲至爱的亲人。她在哭声中埋葬他，再用泪水把他送走。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她已经把廖秋良当成了一个亲人，事实上，他已经是她的一个亲人了。孩子，他一次一次地这样叫她。他是真正心疼她的那个人啊。从此以后，世界上再不会有人对她这么好这么好。难道她愿意离开他吗？可是，最后他为什么一定要看她脱光衣服的身体？他这一个举动就强迫她变成了一个卖淫的妓女，就像她母亲一样的妓女。他其实是把她们母女两代人身上遮羞的衣服都揭掉了。
六
于国琴停止了勤工俭学，她自然不能告诉系里是为什么，那么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肯定不可能是他的问题。她只说在校外已经找了份家教，顾不上了。一晃就是半年，这半年里她再没有进过廖秋良的家门。她像一只风筝，想强迫自己把捏在他手中的线剪断。但这根本就是徒劳，因为每到月初，三百块又会如期从她卡里长出来，她就是再怎么有骨气，照旧还是要把这每月的三百块钱一分钱一分钱地用掉。她也觉得自己恶心，可是，在恶心完之后她还是照用不误。
这半年里，刚开始的时候，廖秋良还会时不时给她打个电话，问她，孩子，最近还好吗，胖了还是瘦了？她淡淡地说，老样子。他在电话里沉默了下去，她心里其实也很难过。她太了解他的生活了，她知道如果没有了她，他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他会怎样地孤单啊。她听见他在电话里又说起了她喜欢吃的豆豉鱼，他说他又做了几次，因为没人吃最后都倒掉了。他说起了他们之间点点滴滴的过去，那些已经过去的回忆。他甚至不敢再对她说，孩子，来我家里看看我吧。她一声不吭地听着，任由他说去。说到最后，他也沉默了，似乎都说完了。然后他颤巍巍地说一句，孩子，那就这样吧。咔哒，就挂了。
她的泪哗地下来了。她知道他现在所做的这一切不过都是试图挽回的幼稚手段，无非是想借助忆旧把感情恢复起来。这是多么徒劳又是多么绝望啊。她仍把听筒举在耳边，一动不动地听着里面滴滴滴滴的忙音。一片空旷凄凉的忙音，像刚被轰炸过的荒原，她一个人在荒原上举目四望，寻找着他的影子，他那高瘦的、衰老的影子。
再到后来，他给她打来的电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稀薄。半年没见面，他好像离她已经很远很远了。好几次路过家属院的时候，她都情不自禁地站在那里看着廖秋良住的那幢楼。他现在每天怎么过？他还是每天黄昏都要和自己喝两杯酒吗？他是那么孤单。事实上，他是那么孤单，只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孤单，除了她。想到这里她简直有冲上楼去的冲动，可是她一步也动不了。
有时候在深夜里，想起他的时候，她也会嘲笑自己，说穿了不就是脱了个衣服嘛，他又没把她怎样，碰都没碰她一下。她怎么就把自己搞得像个贞洁烈妇一样，恨不得投了河抹了脖子地来证明自己的节烈。时间渐渐流走的时候，她渐渐明白了自己，她那么憎恨自己在他面前脱掉衣服，是因为她挣扎着想证明，她的母亲是个妓女，可她不是。然而她又无法反驳，她身体里本就流着妓女的血。
这种想象让她害怕。
不管怎样，她的生活在照常继续，没有任何意外发生，每天上课下课，去图书馆去食堂，她还在周末兼了两份家教，手头略微省下两个钱还要赶紧寄回家里。而对廖秋良，她总会有意无意地打听着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她本能地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大三很快过去，转眼已是大四，有的学生已经开始忙着找工作，于国琴正在读研与工作之间挣扎。读研自然是好，可是经济问题怎样解决？大学四年就这样靠着资助活过来了，读研三年呢，再靠什么人资助吗？被人资助其实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她这辈子也不想再受任何人资助了。还是工作吧，经济问题对她来说就像养在身上的虱子，怎么杀都杀不绝。
剩下半年就要毕业了，在这不联系的一两年里，廖秋良仍是每月按时给她打来三百块钱生活费，因为缺钱，她也就厚颜无耻地继续用着这钱，如履薄冰地心惊胆战地一天一天过下来。
这天下午，于国琴正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准备毕业论文，忽然接到了廖秋良的电话。她看着这个号码有点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的。接起来之后，她第一个瞬间里就听出了他的声音。他们之间已经多久没有联系过了，可是她一下就听出了是他，就像他一直一直就站在她身边一样。她全身抖了一下，没说话，也没挂断电话。她听见他在电话里说，孩子，你还好吗？她说了一个字，好。他说，那就好，孩子，你快毕业了吧，你能在毕业前来看看我吗？我想在你临走前再见你一面。
电话里的声音分明已经近于乞求了。她使劲摁住想哭的欲望，不让他听出来，对着电话又说了一个字，好。挂了这个电话之后她久久地难过着，她问自己，你究竟在难过什么？用了几天时间她终于想明白了，她于心不安。终究是她欠着他。她知道她欠他太多，等到她离开这所大学之后，他们就从人群中彻底失散了，她就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他了。她不能就这样走掉，她不能不管他就走掉。
等到毕业论文也差不多结束了，于国琴下定决心，去看廖秋良一次，最后一次去看看他。这个下午，她特意洗了头发换了件干净衣服，然后去了他家里。因为是约好的，廖秋良已经在家里等着她了。他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下摆像个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系在裤子里。一头白发工工整整地梳到后脑勺上，脸色和头发是一个颜色，好像银器上落了一层灰，没有光泽。他站在那里拘谨地笑着看着她，好像在迎接一个尊贵的客人。
她在沙发上刚坐下来，他就慌忙从厨房里端出了几只盘子，这次，他又是提前做好了饭菜等着她。她想，这大约是他们最后的晚餐了，临到别来，心里还是不由得一阵剧烈的伤感。他们面对面坐着，就像她第一次在这里吃饭一样。这样的举动给她自己一种错觉，那就是，他们之间的这四年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不过就是昨天才认识，昨天才在一起。时间是多么容易腐朽的东西啊。
为了壮胆，她陪他喝了两杯酒，身体里有了些回暖的感觉。她听见他在问她，孩子，你现在过得还好吗？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的你就和我说。他又说，好几次我都站在教学楼前面的草坪上想看见你从教学楼里出来，结果一次也没碰见。我经常会想，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孩子。
说完这话，廖秋良便站了起来，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很快他又回来坐了下来，手却向她伸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只包好的纸包，包得工工整整的。她不接，怔怔地盯着这纸包，像看着一枚炸弹。她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他那只枯瘦的长满斑点的手执拗地伸在她面前，像给佛像进香一样虔诚。他说，孩子，你拿去吧，我也帮不了你多大忙，就当作个留念吧，快拿着，好孩子，你拿着啊。马上就要毕业了，拿去也好请同学们吃个饭，给自己买两件上班穿的像样衣服。孩子，快拿去啊。
他几乎是在哀求了。于国琴听着他的声音，一边感觉到了一种锋利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