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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胡他爹：
“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
人说：
“咱治的是病，就别管他的心了。”
老胡他爹叹息一声：
“咋能不管心呢？”
又说：
“病相同，人却不同；不同的人，开同样的方子，药也未必管用。”
又叹口气：
“医庸，就庸在这个地方；人死，也死在这个地方。”
老胡中举放官，离乡来河南延津赴任时，麻阳的亲戚邻里皆出门相送。锣鼓喧天中，老胡披红戴绿，骑在马上。看众人抚掌，老胡他爹拉着老胡的马：“儿啊，十里八乡皆为你贺，独我为你哭。”
老胡：
“又不是去法场，哭个啥？”
老胡他爹：
“你生性老实，闷着头读书行，做官如在豺狼中行，怕是要吃人的亏。短则一年，长则三到五年，如果不进大狱，怕是还得回家。”
老胡：
“别人上任都图个好彩头，您老倒说了一大堆丧气话。”
老胡他爹：
“这还不是我要说的。”
老胡：
“您老到底要说啥？”
老胡他爹：
“如果有朝一日官位不保，千万别想不开，还回麻阳跟我学医。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老胡来延津上任后，县官却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官位长久不是说老胡懂当官的道理，老胡他爹看走了眼，恰恰是因为老胡不懂，他才歪打正着，坐稳了官位。做官讲究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得给上峰送礼。老胡做了延津县令之后，对上峰和同僚，不迎，不送，逢年过节，也不给上峰送礼。延津归新乡管，新乡的知府叫老朱。老朱为人贪，逢年过节，别的县官都给他送礼，唯有老胡不送。老朱收礼之后，又爱说自己清廉。下峰九个送，一个不送，这一个不送的，就成了老朱一个说辞。酒宴之上，老朱常对上峰和同僚说：“都说我是个贪官，你去问问延津的老胡，他可给我送过一文钱？”
比给上峰送礼更重要的，是送话。大庭广众之下，说些上峰的政绩和功德。老胡又不懂这个。老胡不但不懂送话，就是平日说话，也是自说自话。别人做官讲个人乡随俗，老胡来延津十年，说的还是湖南麻阳话。呜里哇啦说上一阵，知府老朱听不懂。同僚听不懂，延津百姓更听不懂。大堂上断案，原告被告说罢，他呜里哇啦说上一段，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由于相互不懂，案被断得七零八落。正因为断得七零八落，延津大治。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杀人放火的程度，延津人不告状。大家的是非大家自己解决，延津倒显得一派太平。由于告状的人少，老胡闲来无事，喜欢上一门手艺：做木工活。白天断案老胡无精打采，一到晚上，县衙灯火通明，老胡脱下官服，换上短打扮，开始敲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别的县衙一股衙气和潮气，延津的县衙，一股刨子花和油漆的味道。县上一帮捕快衙役，穿上官服是捕快衙役，脱下官服是老胡的木匠徒弟。延津出好木匠，源头就在这里。让衙役当木匠，衙役本该不情愿，但老胡既不知给上峰送礼，断起案来，也不知其中的奥妙，就给这帮捕快衙役留下空子，于是甘心当老胡的徒弟。知府老朱来延津巡视，闻到县衙的味道与别处不同，也摇头一笑。由于延津一派太平，老胡的县令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到老胡六十岁的时候，按官制该退休了，才彻底告老还乡。与他同时来河南做官的同僚，或县令，或知府，三十五年中，如老胡他爹所言，一大半或进了大狱，或上了法场，或被罢了官。知府老朱，就在老胡五十岁那年进了大狱。这时同僚皆骂老胡：“都说延津的老胡老实，谁知他个龟孙最有心眼。”
但老胡退休之后，只告老，并无还乡，留在了延津。没还乡并不是无乡可还，而是在延津生活了三十五年，已服了延津的水土。延津是盐碱地，水咸，水苦，含大量的碱和硝。这水不但人喝了摇头，牲口喝了也摇头。延津人爱摇头，源头就在这里。摇头不是说对这人或这事不满意，仅是个习惯而已。老胡刚来延津时，吃了苦水，天天拉肚子，学会了摇头；几年过去，不拉肚子了，回湖南麻阳省亲，麻阳水淡，缺碱和硝，倒开始天天大便干结。七天不吃饭人还可以活，七天不拉屎就把人给憋死了。老胡这时又摇了头。老胡退休之后，只好认他乡为故乡，留在了延津。延津县城正中有一条津河，老胡用三十五年的积蓄，在大桥下买了一处院落，彻底当起了木匠。初当木匠一身轻松，一个月后，老胡又开始为当木匠发愁。老胡当县官时，做木匠活是忙里偷闲，只是打个桌椅板凳箱子柜。木匠分房木匠、车木匠、家具木匠；三种木匠中，家具木匠手艺最易学；车木匠，轮鞣辐辏，学起来就比打家具难些；房木匠，抖棋檐棋，雕梁画栋，又比车木匠难些。老胡本不甘心只当个家具木匠，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头再学车木匠和房木匠，已力不从心，只好仍在家打些家用什物。过去当县官时，别人把桌椅板凳箱子柜打成啥模样，他就打成啥模样；现在成了本业，便想推陈出新，处处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又难了；或者，想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容易，想打得跟自己不一样就难了。白天发愁一天，夜里掌着灯，端详着解好方的一堆木料，一直端详到五更鸡叫，还无下手处。这时往往摇头感叹：“都说做官难，谁知当木匠比做官还难。”
延津人半夜从津河上走过，看到桥下老胡家还灯火通明，往往感叹：“老胡还没歇着。”
“老胡还在为当木匠发愁。”
老胡退位当了木匠，县长就换成了小韩。小韩三十出头，嘴小，能塞进个花生豆，梳个背头，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女人嘴小常见，男人嘴小就少见了。小韩是河北唐山人，一口唐山口音。在延津人听起来，湖南麻阳话和河北唐山话皆难懂，但相对而言，小韩的唐山话，还比老胡的麻阳话好懂些。正是因为这个好懂，给延津带来了麻烦。小韩一到延津，就对延津生了气。生气不是说延津民风不淳朴，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呛着了小韩。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每天断官司之余，爱给民众讲话。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小韩就更要讲了。小韩是延津的县长，本来啥时想讲，啥时就可以讲，但几场话讲下来，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话是能听懂，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为了一个懂字。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讲话先从学堂讲起，再普及民众。但当时的延津，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但现盖一座学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盖学堂需要钱，延津是个穷县，急手现抓，一时哪里抓得来？就是现成有钱，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盖不起一座学堂。小韩等不得，只好因陋就简。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教堂就变成了学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县长，你办民学我不反对；你没收教堂，上帝是不会答应的。”
小韩咂嘴：
“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他说他同意。”
老詹：
“县长，这玩笑开不得，你要这么弄，我到开封教会告你。”
天主教会，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官府也让三分，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詹先生，我别的都怕，就不怕打官司，您快去快回，我在县衙等你。”
没想到小韩这一刀，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名叫雷吉奥·古斯塔夫，大家都叫他“老雷”。老詹和老雷有隔阂，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而是有教义之争。教义上有分歧，这教越传，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合并到其他分会去。老詹说去告状。也就是那么一说，没想到没吓住小韩，倒是第二天一早，教堂门楣上“天佑东方”四个字，就变成了“延津新学”。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
学堂有了，小韩又在县域内招教师。小韩招教师既重学问，又讲口才。讲口才不是讲你如何能说，是讲你如何不能说。最后选出十几个教师，皆是闷嘴葫芦。选这类人并不是小韩喜欢笨嘴拙舌，而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嘴也不停地说；小韩一说能说到正点上。他们不停地说，如果说下了道，就把话说乱了。接着在全县范围招学生。小韩招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过去没上过学的孩子小韩不要，入新学者，须在乡下念过五年私塾。因小韩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讲话，现栽苗现浇水，小韩嫌季节太长；念过五年书的人，才能听懂小韩的话。既招男学生，也招女学生。由办学小韩又想到官制改制，将来县政府各科的科员，也准备从“延津新学”毕业的学生中遴选。延津是个穷县，县上财政一时维持不了“延津新学”。学生的学费还须学生家长自己掏腰包。小韩办学虽有些张冠李戴，但学生上了新学之后，就有可能到县政府当科员，许多乡下财主，便把自家的孩子从私塾拔出来，送进了“延津新学”。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关系，过去他把杨百顺和杨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学《论语》，是因为不用交束脩，学是白学；现在小韩的新学上个学还要交钱，老杨打死也不会送杨百顺杨百利进城上学。何况他也不想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