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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品种种类，下面一简介：
根据配料比例，可分为绵料、净皮、特净三大类。
绵料：青檀皮约占30％至40％；稻草约占60％至70％
净皮：青檀皮约占60％至80％；稻草约占20％至40％
特净：青檀皮约占85％至95％；稻草约占5％至15％
根据厚薄不同可分为单宣、夹宣等。
所谓单宣即是单层，比较薄的宣纸。而夹宣则是经过连续二次抄造而成的宣纸。
当前生产的宣纸而根据加工的不同，可分为生宣、熟宣、笺纸三大类。
生宣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保留了渗化、吸水等特性，润墨性很强的普通宣纸。
熟宣是在生宣上加刷一层胶矾，使其失去渗化和吸水特性。因此熟宣也称作“矾宣”。用于工笔画。
笺纸是用生宣按不同用途，通过印刷、染色、加料、擦腊、砑光、泥金、泥金银粉、洒金银箔片、描金银图案等方法制成的纸。多称“花笺”或“锦笺”。
普通宣纸加工成笺纸后，往往冠以各种雅称。像玉版宣（是以淀粉为黏合剂、将两层以上生宣托裱制作而成）、虎皮宣（亦称金粟笺，是将宣纸加工点染成斑绞状，使之美观）。
一九九三年我在闽西山区出差恰逢偶遇一宣纸作坊，坊内工匠在水泥砌成的池子里用竹帘抄纸，满池的青檀和稻草配成的纸料加了杨桃藤汁等药料雪白一片，工匠手持竹帘熟练地将竹帘荡入池中，再轻轻抄起，屋外用水作动力的木碓反复舂捣青檀皮料之声，有如远古的鼓声在耳边身前伴奏，工坊内高二丈长十数丈晒纸炕墙内燃起火来，工坊内漫起一片纸浆的清香，工匠在随手擦了一把额上的汗，在嵌在池子边的一简化小算盘上拨上一颗珠子，留神一看，才发现是王匠用于计数的，抄五张进一位，此情此景恍如昨日。
起身到书架前取一本线装书，随意翻开，那种启人追忆轻软柔韧的书香又回到身边。
百年往事：琉璃厂的前世今生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讲述了琉璃厂百年老店“松鹤斋”（荣宝斋）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经坎坷成为有质有信，名扬海内外的中国故事。
北京有句谚语：“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北京城）”，足见该寺历史的悠久。潭柘寺据史料记载始建于于西晋，至今已有近1700年的历史……
而如果要说琉璃厂，那就不能不提海王村，早在元代约（公元1264………1295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时期开始在海王村建琉璃窑厂，以供应当年元大都的建筑使用。这琉璃厂后来一直延续到明永乐时期，建北京（紫禁城）宫殿时还是由琉璃厂等提供大量建筑构件。为京城这一情形在清初康熙时还在维持，直到康熙三十三年琉璃厂奉旨交窑户自办，窑厂才逐渐因缺少宫延定货逐渐消亡了。
窑厂被废除后，在海王村周围盖起了许多小房，慢慢自发地成为小街市，而琉璃厂这个因行业而形成地名也就保留下来了。
自明永乐、宣德一直延续至嘉靖以来，许多在京城为官的江南人士。到了退休离任后，虽然在仕途上告老，可还不愿还乡，于是有许多“离休老干部”就选择在琉璃厂附近定居下来。这些“退隐之士”聚居在一处，以诗、酒、琴、棋、书、画自娱，一些雅好考据金石和鉴赏字画亦常自发相互切磋以此修身养性。
到了明末清初，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乡试、会试、殿试大多安排在京城举行，外地学子进京赶考成为各地学子通向仕途的唯一桥梁。而在琉璃厂附近居住的退休京官和名人学者，则引来各地赶考举子前往拜会，以期能拜在其门下求其携指教成功地晋身仕途。可真正能晋身仕途的还是极少数一些人。更多的则是名落孙山，这样许多落榜举子就只好自谋生路以待来年再考。落榜举子多以给人当私塾先生或代人写信，也有靠卖字卖画谋生，有的三餐不续只好卖掉随身带的文房四宝和书籍改行从商维持度日。据说安徽举人王致和就是于康熙八年进京赶考，落榜后改卖臭豆腐而致富的，时至今日北京人家居吃早点还少不了一口王致和的臭豆腐。令人没想到的是清政府里少了一位小官吏，民间却出了个臭豆腐百年老号。
到了乾隆年间，正逢“康乾盛世”乾隆爷喜倡文风，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这一全国文化盛典带动了琉璃厂旧书业的空前繁荣，并由旧书业波及到笔墨纸砚、碑帖、书画、金石等门类勃兴。据记载乾隆末期在琉璃厂西街开设的清秘阁和松竹斋都是文玩兼南纸店，清秘阁还承办六部衙门的奏章用纸私文具印泥等。松竹斋承办科举试卷。
解放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是琉璃厂的常客。当年在那里寄卖的书画以今天来看真是非常的便宜，一张齐白石的立轴罗卜白莱，开价也不过三百元左右。
五六十年代末能赶上，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恰逢文革结束，记得在琉璃厂海王村开始能够淘到五四时期的一些新文学史料方面的影印本，那时的书以现在来看真是极便宜像一九二四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O，M，编的《我们的七月》（综合性文艺丛刊）当时只售五角五分钱。此书编者和作者都不具名，后据考证作者是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大白、潘漠华等均是后来的文学大家。还有像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胡适的《尝试集》、周作人的《知堂文集》、陈梦家的《新月诗选》、田汉、宗白华、郭沫若的《三叶集》、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除了蔡元培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大概是二元钱，其它的都只五、六角就能拿下。还有一次也是在海王村中国书店以三元买下上下二册精装《明清民歌时调集》那可真是超值，记得有一次托人请海王村中国书店的职工从内部买了一套精装《鲁迅全集》才四十元，拿到书后心里有些过不去又送了二盒好烟才算安心。
到了今天琉璃厂的书更多了选择的余地也更大了，只是缺少了那个年代的读书氛围，而历经市场化洗礼的书价（少则三、五十多则数百元）将想读书的人拒之门外。回想起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真是淘书读书的黄金时代令人心生向往。
百年往事：华俄道胜银行
都梁新作《百年往事》中华俄道胜银行与松竹斋（松鹤斋）打官司。华俄道胜银行的经理人伊万状告松竹斋，为逃避债物，在倒闭前偷偷转移资产，并将以松鹤斋的名义继续经营松竹斋的生意。
这一戏剧冲突引发了我对华俄道胜银行的关注。经过多方查证理清了华俄道胜银行的背景情况，现将调查史料摘录如下：
华俄道胜银行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由清政府官方与外资合办的银行。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由俄国圣彼得堡万国商务银行与法国霍丁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等合资成立道胜银行，注册资本600万卢布，总行设在圣彼得堡。
同西方其它许多金融机构一样，道胜银行的成立也是为了争取与中国签定各种铁路建设合同，操纵和控制中国的铁路建设。1896年6月，沙俄派道胜银行董事长到北京，希望清廷政府参股该银行，以便在同其它银行竞争中取得优势。清廷政府也意识到完全由外资垄断我国的铁路建设，于己不利，因此同意此要求，出资500万两白银，合756万卢布，联合组成华俄道胜银行。
需说明的是在同一时期法国己取得了清政府的许可，在设计实施从越南河内至云南昆明的滇越铁路开发权。
最初，华俄道胜银行上海分行设在外滩29号法兰西银行内，面积较小。1899年该行从爱顿特手中购进外滩15号地块，开始兴建华俄道胜银行大楼，1902年竣工。
据沙俄政府颁布的《华俄道胜银行条例》规定，银行有权代收中国各种税收；有权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的业务；可以铸造中国政府许可的货币；代还中国政府所募公债利息；敷设中国境内铁道和电线等项工程。
直到清政府倒台前夕，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各地设分行和代理处10几处。凭借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大量发行纸币，代收税款，向旧中国政府提供政治贷款和铁路贷款等，至十月革命前已贷债款高达库平银1亿数千万两，由此获得巨额利息，资本增长极快。
1910年（宣统二年）华俄道胜银行与另一家俄法合资的银行——北方银行合并，改称俄亚银行。中文名称不变。十月革命后，总行被苏维埃政权收归国有，该行即以巴黎分行为总行，并继续在中国经营。1926年巴黎总行因外汇投机失败而清理，在华各地分行也随之倒闭，所发行巨额纸币皆成废纸。并欠下中国政府巨额公款。
1926年9月6日，在华分行也停业清理，上海的经营就此告终。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为了控制和掌握中国的金融业，成立了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此楼就成了中央银行的所在地。
上海解放后，此大楼曾是上海民主党派集中办公地方，以后又有多家机构租用过。20世纪80年代上海航天局也进入办公。1991年，通过置换，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进驻此搂，成为第一家通过置换进入外滩的金融机构。
目前还能查找到华俄道胜银行汉口分行。汉口的分行大楼，坐落在汉口俄租界江滩，该分行开设于1896年。在今沿江大道162号（在黎黄陂路的拐角处），是一幢造型简洁明快的古典建筑。1926年华俄道胜银行宣布全面停业，不久北伐军进占武汉三镇，此楼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大楼。现在为武汉蓝光电力公司使用，因宋庆龄曾住在二楼，在此楼建立了“宋庆龄纪念馆”，这一建筑并被列为武汉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