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聪明的话,大概是会定居在那里了。”
“小百合……”
“那就是说,”我又说,“一个女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大概是永远不会带她的孩子回日本了。”
到这时会长一定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从日本除去了西阪稔成为他继承人的唯一障碍。他脸上顿时出现了惊诧的神色。接着,他大概脑海中浮现出我离他而去的情景,怒气就像鸡蛋一样被砸破了,眼角聚起一滴泪水。
那年八月,我移民纽约,开办了我自己的一家小茶屋,接待到美国旅行的日本商人和政客。我的小茶屋座落在第五大街附近,几乎是一开张就生意不错。许多来自祇园的艺伎都到我这里来工作,豆叶也常常来访。现在只有当好朋友和老熟人来时,我才亲自去接待,平时我则有许多活动。上午我常去一群当地的日本作家和艺术家那里,学习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如诗歌、音乐,有一个月我们还学纽约历史。
我掀开镜子上的锦缎罩子时,常想起我在祇园常用的乳白色化妆品。我真想回去看看,但我又怕看到种种变化。每次从京都来的朋友带照片给我看,我就常想,祇园已经像一个经营不善的花园一样,长满了野草。比如说,几年前,妈妈死了,新田艺馆被拆除,原地建了一幢小水泥楼,底楼开书店,上面是两间公寓。
我刚到祇园时,那里有八百名艺伎,现在则六十个都不到,学徒也不多。而且这个数字逐日递减。会长最后一次来纽约时,他和我在中央公园里散步。我们偶尔谈到了过去,当时正走上一条松林小径,会长突然停下脚步。他经常告诉我,在大阪城外,他老家门口道路两旁种满了松树。我看着他,就知道他想起了它们。他一双风烛残年的手撑在拐杖上,闭着眼,深深地呼吸着旧日的香味。
“有时候,”他叹了口气,“我想,我记忆里的东西要比我看到的真实得多。”
我年轻时,曾相信激情会随年龄增长而淡漠,正如屋子里的一杯水会慢慢蒸发到空气中。但是,会长和我回到公寓,我们互相干杯,彼此还是情深意切。我开始觉得,已经死去或离我而去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消逝,而是一直活在我心中。
几个月后,他过世了。我知道,他在高寿之年离开我,正如树叶飘零枝干,是自然而然的事。
有时候我穿过公园大道时,也突然会有种奇特的感觉,似乎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黄色计程车稳稳前行,按着喇叭,挎着手提包的妇女看到一个矮小的日本老妇,穿着和服站在街角,脸上也会显出好奇之色。但说回来,如果我回到养老町,难道就不会感到陌生吗?若不是田中先生把我带离醉屋,小小年纪的我,从不相信生活会是一场搏击。但如今我知道,我们的世界潮涨潮落,并无恒常。无论是怎样的奋斗和成功,无论何等的痛苦和磨砺,都会很快渗入浪涛中,就像水墨颜料泼洒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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