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的几天里，张逸仙穿着尤尔卡带来的日本军服多次在边境地带走动，侦察。并通过报话机发回大量情报。
7月20日，金英哲终于从朝鲜返回来，经过多日侦察，终于得到了第一手情报。据悉，驻朝鲜军第19师团，在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的指挥下派出步兵4个大队，山炮工兵2个大队，野战重炮高射炮联队的一部和工兵联队主力，向边境集结待命，加上关东军的4个大队，共计万余人，于7月19日分别在四源、阿吾地、庆兴集结完毕。
尤尔卡见了上述材料如获至宝，立刻用报话机把消息发送回去。
苏军边防部队的一名情报军官，一再通过报话机询问，日军何时发起进攻。
这下可难坏了他们。因为这是日军高度的军事秘密，连日军士兵都不知道。
几天后，和睦口这个位于张鼓峰高地脚下的边界村庄的居民全被赶出家园，日军一个大队开了进去。
7月26日，日本军队用运兵船在图们江口渡江。连续三天，约有4000人渡过江口……
7月29日，晨4时左右，从张鼓峰西侧高地方向传来了机枪，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大约有1个中队分两股向苏军据守的无名高地进攻。浓雾和小雨笼罩着山头，双方在交火后，展开了白刃战……
7月30日，日军朝鲜军第19师团，在炮兵的掩护下，向张鼓峰高地猛攻。
枪声，炮声异常激烈，整整响了一夜。张逸仙和尤尔卡再也呆不住了，他们换上日军的军服，向张鼓峰高地跑去。
8月1日，凌晨，张逸仙、尤尔卡爬上张鼓峰另一个高地的半山腰，向苏军据守的高地张望，只见大多数苏军边防战士阵亡……
尤尔卡难过地低下了头，喃喃说道：“为什么不准备？我们不是提供了情报吗？”
张逸仙则冷静地说：“也许是个策略，让侵略者的侵略成为事实。我相信不久，强大的苏联红军就会反击！”
“可是代价太大了，”尤尔卡激动地说，“你看，那山头上至少有六七十名战士，他们……”
“砰砰”几声枪响，对面山头的日军发现了他们，两人只好撤下山头。
8月2日，金英哲渡过图们江从朝鲜境内返回，又报告了重要情况。日军第19师团准备动用三个联队，在8月3日发动猛攻。三个联队分别是：第七十五联队（联队长佐藤大佐），第七十六联队（联队长大城户大佐），师团直属预备队，第七十四联队（联队长长勇大佐）。尤尔卡立即把上述情报发往刚刚增援到国境线一带的苏军第39步兵军军部。
8月3日，日军全线出击，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并用炮火进行拦截。6日，苏军用重炮轰击占领张鼓峰之敌，并出动了大批轰炸机进行轰炸。7日，苏军动用两个步兵师，配属500门火炮，300辆坦克，200架飞机，开始全线反攻。日军丢下3000多具尸体，被迫放弃已占领的阵地，退到图们江口对岸。
8月8日，苏军第39军军部通过报话机指示尤尔卡、张逸仙等人，迅速摸清日军是否有扩大战争势态的意图。
张逸仙认为这样的情报只能通过窃听军用电话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张逸仙三人带上武器和窃听装置，潜到了科奇火车站附近的日军第19师团指挥部一带。
很快，张逸仙等人便找到了军用电话线。尤尔卡立刻将窃听装置安装在电话线上。由于他不懂日语，整个窃听工作由张逸仙和金英哲来完成。
8月10日，张逸仙终于窃听到重要内容，他兴奋地对尤尔卡说：“小鬼子保密性也太差了，这么重要的消息，竟然用电话传达。快，记录下来，东京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关东军增援的第15师团，第120师团，骑兵独立旅团，重炮联队，工兵联队，6个高射炮中队一律停止行动，就地待命。第19师团固守原阵地，不要扩大战果。”
尤尔卡立刻用报话机将这至关重要的消息发回苏军第39军军部。
8月11日，苏军又投入一个师，增加了100门火炮，45辆坦克，50架飞机，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对据守几个山头的日军发起最后的攻击。日军第19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残部全部撤下张鼓峰，回到图们江西岸。
张逸仙等人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8月12日，张逸仙、金英哲送尤尔卡到边境，准备越境返回苏联。
临行前，尤尔卡握住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你是真正的情报战士，希望胜利的时候我们还能相见。”然后，他又和金英哲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次侦察行动，你的功劳最大，回去后我要申请给你发红旗奖章！”
尤尔卡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张逸仙和金英哲也一同撤离，准备到珲春休息几天，便各奔东西。
8月13日上午，当两人行至马川子附近时，遇到了一队日军宪兵，要过来检查。
张逸仙想自己身上带着武器、地图和经费，一搜身非露馅不可，便和金英哲掉头就跑。日军宪兵紧追不舍，并不住地放枪。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金英哲的后心。张逸仙背起战友，不顾一切地滚下山坡，藏在山沟里，躲过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然而，金英哲终因流血过多，长眠在深山之中……
张逸仙擦干眼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匆匆踏上了反法西斯战斗的征程。
9月，杨奠坤从上海发来电报让张逸仙，去辽宁寻找常杰男（安非德）。
在张逸仙印象里，安非德是个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从苏联培训回国后，被杨奠坤派到葫芦岛工作，一直没有音信。
张逸仙乘火车来到锦西，然后换乘汽车来到葫芦岛，拿着常杰男留下的地址来到一处中式小院。张逸仙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位老者。
张逸仙客气地问：“有一个叫常杰男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老者打量了一下张逸仙，问道：“你是他什么人？”说着将他领进院中。
“我是他朋友，顺路来看看他。”张逸仙答道。
“走了。那个姓常的小伙子怪的很，”老者打开一间房门，“他给了我半年的房钱，可没住三个月就走了。”
张逸仙跟老者进入这间满是灰尘的房屋。
“你瞧，”老者用手一指，“常先生的东西还在这里。”
张逸仙见床头放着一个满是灰尘的布包，他上前拍了拍灰尘，打开，里面有一双布鞋，一条毛巾，还有一本诗集。
张逸仙考虑既然是常杰男的东西，留在这里不便。于是，收拾起来夹在腋下，向老者告辞。
又转悠了几天，还是没有常杰男的消息，张逸仙只好返回天津。
一天晚上，张逸仙在灯下翻看常杰男那本诗集，无意中发现封面硬纸板的衬里有些异样，他用手一摸，似乎里面有一张纸。于是，他用小刀轻轻裁开衬里，发现竟是一张带字的便条。
瓦尔德尔、古斯达夫：我没有料到去莫斯科学习后，会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我厌倦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安非德。
张逸仙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常杰男早就脱离了组织。谢天谢地，这封信没有落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手里。
这一夜，张逸仙没有睡着。他在反复考虑：在光荣的革命队伍中，在纪律严明的国际情报组织中，为什么会出现常杰男这样的人？不过他还算好的，毕竟没有出卖组织。
张逸仙在第二天用电台通报了常杰男的情况，并告之暂时没有什么异常。
9月末，张逸仙刚回到家里，张琴玲便告诉他，开诊所的那个西医李子涛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去，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夫妻正在闲话，忽然门铃响了。张琴玲开门，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走了进来。
他开口自我介绍：“我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想了解有关李子涛的情况。”
张逸仙一边让座倒茶，一边和他周旋，“杜先生，我和李子涛只是相识，没有过深的来往。”
那位杜先生把眼一瞪：“你要放明白些。李子涛私通八路，倒卖西药，现已关押在宪兵队。据他老婆讲，有一个姓张的和他合伙倒卖过西药，而这个姓张的有可能是八路的采买。”
张逸仙不由吃了一惊，但仍平静地说：“我是姓张，但李子涛姓张的朋友总不会就我一个吧，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杜先生冷冷一笑：“我们调查过了，他和三位姓张的来往。一个是在北宸饭店旁开镶牙馆的牙医，另一位是他儿子的同学，才15岁；剩下的一位，就是你了。据我们了解，你是个神秘人物。”
张逸仙给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个教书先生，平时做些小买卖，有何神秘？”
杜先生将头探过来。“你虽是教书先生，却长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阔绰。据你的邻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谈，又能和美国兵对话，很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张逸仙微微一笑：“这有何神秘？我教书收入微薄，做些买卖补贴，手头自然也宽裕些。我在东北呆了十几年，自然会些俄语。我这楼下就是英文补习班，自然又学会了两句英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混蛋，你的狡辩！”杜先生用日语骂了一句。
张逸仙自然能听懂日语，但考虑到自己已会两门外语，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语，岂不招惹更大的麻烦，于是，他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愣愣地看着杜先生，“您说什么？”
杜先生见他不懂日语，微微一笑，“那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过几天再来拜访。”说罢起身。
张逸仙松了一口气，急忙送他下楼。
在楼下，杜先生来到田瘸子开的英文补习班， 抓起电话以流利的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张逸仙在一旁听到，他向上司报告：张逸仙没有什么可疑的，不过此人背景复杂，可以为我们所用……
杜先生走后，张逸仙预感情况不妙，便和张琴玲一商量，烧毁了一大批文件和资料，将电台拆开，砸毁零部件。然后，分别将其丢到法国公园的小河里。
不久，李子涛被释放回来，一切恢复正常。
10月，由于张逸仙毁掉了电台，无法与上海总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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