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第44部分

不久，李子涛被释放回来，一切恢复正常。

10月，由于张逸仙毁掉了电台，无法与上海总部沟通，与上海总部的联络中断。由于此时关内的中日战争日趋激烈，与上海交通阻隔，加之宪兵队特务的骚扰，张逸仙和张琴玲决定撤离天津。年底，张逸仙、张琴玲返回东北，在呼兰县裴家铺的裴家大院住了下来。裴家在当地也算是富户，有一百多垧地。裴家哥兄弟四个，长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广在抗战中牺牲，次子裴志亭是张逸仙领导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

张逸仙为寻找职业掩护，同时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东边的四间屋里开设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个学生。他穿起长袍马褂，把头发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摆着四书五经、《金刚经》，供起了菩萨，烧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学究形象。

1939年春节过后，张逸仙给上海的杨奠坤连写了两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张逸仙与上级彻底失去了联系。

呼兰河畔

1940年春，张逸仙终于打听到第二情报组的一位联络员尚在呼兰县城。于是，他满怀喜悦前去找这个叫韦昌泰的人。不料，韦昌泰对革命已经失去信心，自己一个人逃回了关内，张逸仙和上级组织联系的希望又破灭了。

与组织失去联络，不能继续战斗，对张逸仙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决定冒一次险，到哈尔滨苏联使馆去设法接上关系。

春节过后，张逸仙来到哈尔滨，住在泰来街裴志堂的大女儿家，伺机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接触。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始终是日伪特务机关监视的重点对象。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与日本宪兵队专门派遣特宪人员组成“特别外事班”，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为目标进行谍报工作。他们在南岗花园街与木介街拐角的日本军官宿舍楼顶设立了秘密监视哨，不分昼夜地监视苏联总领事馆内的活动。

3月的一天，张逸仙身着貂皮领大衣，头戴旱獭帽，装作一副绅士派头，很自然地从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苏联总领馆门前走过。这一次纯属“火力侦察”。他发现了领事馆右前方楼上的观察点和大门口左右几个可疑的“小商贩”。看来，想和领事馆内的人直接取得联系实在是太困难了。

入夜，张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关系呢？记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苏联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给他们送过去苏联的证明材料，这表明领事馆内肯定有情报人员。他又想起，1936年伊万诺夫在动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对杨奠坤说，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有一个叫库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国际情报工作的。对，就找他！给库茨涅佐夫写封信。于是，张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写了几点内容：一是说明自己的代号和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关系；二是让其将自己的情况向莫斯科汇报并给予工作指示；三是约定星期天早晨八时在南岗铁路公园（今儿童公园）见面。

为了能巧妙地将信送进领事馆，又不引起特务的怀疑，张逸仙煞费苦心地想了一个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个晴天。木介街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门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领大衣的张逸仙和身穿蓝狐领大衣的裴家大女儿领着裴家小孙子装作散步的样子走到苏联总领事馆门前。这时，张逸仙让小孙子站住，自己蹲下来，装为小孩小解的样子，迅速把写好的信投入大铁栅门之内。随后，从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张逸仙准时去铁路公园，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见人影，他颇感失望。后来，张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结果依然石沉大海。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张逸仙感到苏联国内一定是全民动员，远东地区苏军也会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显身手之际，于是决定偷越国境，去找苏军情报部门。

7月，张逸仙腰藏“金票”、“满洲币”，背了一个小包袱，乘车来到佳木斯，然后换乘汽车向国境线饶河进发。准备从乌苏里江过境，直奔苏联国境小镇比金。

张逸仙因没有“国境通行证”，只好晓行夜出，在挠力河一带躲躲藏藏。

一天，张逸仙来到了距饶河只有40公里的布开山。又饥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远的山石缝里流淌着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来。突然，从草丛中钻出两个人，不由分说将他摁倒，然后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树林里，七八个穿便衣拿枪的人站在那里。张逸仙暗想：糟糕，看样子，这伙人不是“谋略队”就是日本人的“侦察班”，无伦如何也不能承认自己有越境的企图。

“说，干什么的！”扭住他胳膊的一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喝道。

张逸仙装作痛苦的样子说道：“我去饶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个良民！”

“良民，什么良民？”另一个像是头领模样的人掏出驳壳枪，“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诉你，不说实话就毙了你。”

这样一来，张逸仙倒不害怕了，这些人看来是抗联的人。于是，微笑着问：“同志，你们是抗联的人吧？哪部分的？”

这些人一下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那个拿驳壳枪的人又说：“你别管我们是哪部分的，我只想问你是干什么的？”

张逸仙刚想开口，又一想，这伙人不明真假，还是等等再说。于是，他慢吞吞地说：“我是宝清的教书先生，常给抗联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觉得张逸仙没说实话，便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几个人坐在地上埋锅造饭。

“我说你们小心点，做饭的炊烟别让鬼子发现。”随着话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腰里别着一支苏式左轮手枪，提着一只山鸡走了过来。

张逸仙见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来了，1933年12月，张逸仙曾受命掩护黄振先等人去苏联学习。那批人员中有个中共满洲省送过来的叫王福俊的共产党员，就是眼前这人。

“王福俊！”张逸仙大声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几步走过来，“你在叫我吗？”

“当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认识我了？”张逸仙由于高兴，有些语无伦次了。

做饭那几个人笑了起来。其中那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说：“你这家伙，死到临头还套近乎，什么王福俊，他叫于保合！”

于保合摆了摆手，制止大家的吵闹，说道：“你们吵什么？我刚参加革命时还真叫过王福俊。”他端详了一阵张逸仙，“可我确实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你的。”

张逸仙激动地说：“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脸子望火楼上坎小公园内，皮鞋王说让你跟黄振先去苏联，暗号还是我告诉你的。”

于保合好像想了起来，“你是跟杨奠坤在一起的那个人，当时你说从绥芬河过境，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说——”

“米哈依尔！”张逸仙脱口而出。

“对，米哈依尔。”于保会笑了起来，“没错，你是自己人。”说完，动手给他松绑。

大家纷纷围拢过来。于保合指着拿驳壳枪那人对张逸仙说：“这是我们的抗联二路军二支队长王效明同志。”然后，又对王效明说：“这位同志是国际情报组织的老同志，绝对可以信赖，不会有假。”

王效明热情地同张逸仙握了握手，“对不起，老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张逸仙善意地笑了。他万没想到，在长时间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还能见到这么多的同志。

于保合向张逸仙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便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由于日寇的残酷“讨伐”，抗联伤亡惨重，余部只好退入苏联远东境内。他是学无线电的，便负责二路军二支队的电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队长王效明等人从苏联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带，准备在依兰方向开展活动。

张逸仙也把失去组织的事和他们说了，并请求于保合带自己过境去找苏军远东军区的情报部门，恢复组织关系。

于保合想了想说道：“目前还不行，我们要到依兰一带开展侦察活动，一时半时还不能回苏联。这样，我先将你的情报用电台报告给周保中同志，让他和苏军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锦一带找我，听我的回信。”

张逸仙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他说：“那就让我和你们一起活动吧，我学过游击战，会爆破，会使用电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张逸仙和这支抗联队伍一起行动了一个多月。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鬼子冲散了，张逸仙只好又取道哈尔滨回到呼兰，在裴家窝铺潜伏下来。

1942年秋，一个曾与裴志亭一起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大赦分子”石国泰，为了升官发财，向日本宪兵队投靠，密报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布置他监视裴志亭的行动。石国泰知道张逸仙在裴家教书，常以找老师写条幅、画扇面为名到大裴家窝铺，寻找张逸仙的可疑行迹。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对张逸仙十分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张逸仙向日伪当局申请回关内（因当时伪满到关内属出国，需申请，办理“出国证”），第一次申请未被批准。后来收到山东寄来的信说家中儿女生活有困难，再次申请，终获允许。不料这是日本特务设的一个圈套。他们早认定张逸仙是国民党潜伏分子，以为他要脱离监视逃跑，故意放他离开呼兰。结果张逸仙在哈尔滨站一下车，就被日本宪兵抓走了。

进了宪兵队的门，二话没说，先是一顿毒打。接着问抗日救国军的事。张逸仙心里清楚，只要不扯上与共产党的关系，怎么都好办，于是沉着冷静，坦然应对。敌人觉得从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的东西，就把他丢在牢里。不久，裴志亭赶到哈尔滨，以500元满币和“春发祥”南货店为担保，把张逸仙保了出来。出狱时的张逸仙已是遍体鳞伤，在裴家大女儿家住了几天后，便回到呼兰裴家窝铺养伤。

转眼到了1944年，张逸仙的伤势已基本好转，他决定再回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