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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医生努力奋斗，从不松懈，想让查尔斯·达尔内获释，或至少得到审讯，但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却太迅猛激烈，使他无法抵挡。新的时期开始了，国王受到了审判、判了死刑、砍掉了脑袋，那“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向武装进攻的世界宣布了“若不胜利宁可死亡”。巴黎圣母院巨大的塔楼顶上黑色的旗帜日夜招展。三十万人的大军为抗击全世界的暴君响应号召从法兰西各地猛然崛起，仿佛田野上遍撒了龙齿，结满了果实：从山上也从平原上；从岩石上，也从碎石上和冲积土壤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之下，也在北方积云的天空之下；从丘陵里，也从森林里；从葡萄园，也从橄榄地；在剪过的草地上，也在气过的庄稼地上；沿着广阔的河流的结着果实的河岸，也沿着海岸的沙滩，到处都结出了龙齿的果实。有什么个人的忧患能抗衡“自由元年”的滚滚洪流呢—一那洪水是从下面涌起的，而不是从天上落下的，天上的窗户紧闭着，而不是敞开着！
没有休止，没有怜悯，没有和平，没有宽松的休息，也不计算时间。虽然昼与夜总按创世的第一个昼夜便存在的常规循环不已，其它的计算却已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像高烧病人一样发出了狂热，时间是无从把握的。一时刽子手举起国王的首级让人民观看，打破了整个城市不自然的沉默；又一时，几乎像在转瞬之间，他那面目姣好的妻子的首级又捧了出来。牢狱中八个月凄惨的寡妇生活与苦难已让她花白了头。
按照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奇怪的矛盾法则，时间是漫长的，虽然它火烧火燎地飞逝着。京城里的革命法庭，全国的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还有那剥夺了自由或生命的一切安全并把善良无辜者交到邪恶的罪犯手里的嫌疑犯法，沾满了无处申诉的无辜者鲜血的监狱，这些新东西刚建立不久便已形成了固定的秩序和性质，几周之间已仿佛成了历史悠久的成规。其中的佼佼者则是一个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世界的地基里冒出来的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的狰狞形象．——那位犀利的小姐，芳名断头台。
它是俏皮话的主题：“治疗头痛的最佳良药”；“药到病除，使你头发永不花白”；“它让你的皮肤特别娇嫩，顷刻苍白”；“国家级剃头刀，一切脑袋保证剃光”；“谁要亲吻断小姐，往小窗户瞧一眼，一个喷嚏就栽进她口袋里。”它是人类复兴的象征，取代了十字架的地位。它的模型被佩带在扔开了十字架的胸口上。凡是十字架叫人否定的地方，它就受到膜拜和信仰。
它剃掉的脑袋太多，它污染的土地和它自己都成了红糊糊臭烘烘的一片。它可以像个拆卸玩具一样分成零件给年轻的魔鬼玩，而到形势需要时又可以重新装配使用。它让雄辩者说不出话来，让强有力者跌倒在地，让美与善遭到废弃。二十二个声名显赫的朋友，二十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它在一个早上把他们全砍掉了脑袋，只费掉了二十一分钟。《圣经·旧约》中的那个大力士的名字落到了使用那东西的官员头上，但是那位官员有了这个武器却比他的同名人还要强有力，眼睛也更瞎，每天都在拆除着上帝的殿堂。
医生在这样的恐怖行为和恐怖人物之中昂首阔步地行走。他深信自己的力量，谨慎地坚定自己的目标，从不怀疑自己最终能救出露西的丈夫。然而强大而深沉的时代潮流匆匆地流过，猛烈地卷走了时光。医生虽仍照样坚定自信，查尔斯却已在狱中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那年的十二月，革命越来越凶残疯狂。南部的条条河流堆满了夜间被暴力淹死了的尸体；南部的冬季的太阳下囚徒被成排成排成片成片地枪杀。医生仍然在恐怖中昂首阔步地行走。那时的巴黎城没有人的名气比他更高，也没有人的处境比他更奇特。在医院里和监狱里他沉默寡言，温和亲切，是个少不了的人；他用他的医术为杀人者和受害者同等地服务，但却是个局外人。在他救死扶伤之际，当年巴士底囚徒的外表和故事使他远离众人。他从没受到过怀疑，也从没受到过传讯，仿佛他的确是大约在十八年前就已死去、现在才复活的，或者索性是一个行动于活人中间的孤魂野鬼。
第五章 锯木工
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露西无时无刻不感到断头台明天就会砍掉她丈夫的头。囚车每天都载满了死刑犯，颠簸着沉重地驰过街道。可爱的姑娘，漂亮的妇女；棕色头发的，黑色头发的，花白头发的；年轻的人，壮实的人，衰老的人；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都是断头台小姐的一杯杯红色的美酒，都是每天从监狱可憎的黑暗地窖里取出、来到阳光下、通过街道给小姐送去消解她的馋渴的美酒。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最后一项可要容易办到得多：啊，断头台！
若是那突然的横祸和时间的飞轮把医生的女儿吓了个目瞪口呆，使她只好怀着失望静待结果到来的话，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千百万人的遭遇相同。但是，自从她在圣安托万区阁楼里把那白发的头搂到自己青春的胸前以来，她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在受到考验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一切沉默忠诚善良的人一样。
在她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开始了常规医疗工作之后，她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她丈夫就在身边。一切都有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她跟在英国家里全家团聚时一样按时给小露西上课。她用一些小花样来欺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即将团聚的样子——她为丈夫早日回家做些小准备，给他准备了专用的椅子，把它跟他的书放在一边。除此之外，她还专为一个亲爱的囚徒庄严祷告，那人跟许多不幸的人一起生活在监牢里死亡的阴影之下。那几乎是她所能用言语倾诉、宣泄自己沉重的心曲的唯一的途径。
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她跟孩子都穿类似丧服的朴素的深色服装，却全都跟欢乐日子里的彩色服装一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她鲜活的脸色没有了，以前那专注的神情经常出现而不再是偶然一现了。除此之外，她仍然很漂亮，很美丽。有时她在晚上亲吻她父亲时会哭出声来，泛溢出全天压抑的忧伤，而且说她在上天之下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了。他总是坚定地说：“他遭到的变化没有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我能救他，露西。”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几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父亲一回家就告诉她：
“我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层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查尔斯有时可能到那儿去。若是你站在街上我告诉你的那个地方，而他又到了窗口，他认为他有可能看见你——但他能否到窗口，却得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不过你是看不见他的，可怜的孩子，即使看见了，也不能有所表示，因为那对你不安全。”
“啊，告评我地点吧，父亲，我每天都去。”
从此以后，不论什么天气，她总要到那儿去等两个钟头。时钟一敲两点她已站在那儿了，到了四点才断了念头离开。若是天气不太潮湿或不太恶劣，能带孩子，她便带了孩子去。平时她一个人去，但是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是一条弯曲小街的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那里唯一的房屋是一个把柴锯成短段便于烧壁炉的工人的小棚屋，此外便只有墙壁。她去的第三天，那人便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在那时是法定的招呼形式。不久前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现在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在这儿散步了么，女公民？”
“你看见的，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手势特别多（他以前干过补路工）。他望了望监狱，用手指了指，叉开十个指头放到脸前，代表铁栏杆，装出窥看的滑稽样子。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脑袋掉下来了！”
他说着话，木柴掉了下来，他把它扔到篮子里。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断头台的参孙。又看这儿！噜，噜，噜；噜，噜，噜！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唧咕，唧咕；噼咕，噼咕！小孩脑袋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段木柴扔进篮子，露西打了个寒颤。要想在锯木工工作时到那儿去而不被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为了取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说话，还常常给他点酒钱，他也立即收下。
这人好管闲事，有时在她凝望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心儿飞向丈夫而忘了那人时，她会立即回过神来，却见那人一条腿跪在长凳上望着她，手中忘了拉锯。“可这不关我的事！”那时他又往往说，马上又拉起锯来。
无论在什么天气——在冬天的霜雪里，春天的寒风里，夏天炙热的阳光里，秋天绵绵的细雨里，然后又是冬天的霜雪里，露西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两小时，每天离开时都要亲吻监狱的墙壁。她去六次，她的丈夫也许能看到她一次（她的父亲这样告诉她），有时也可能连续两天都能看到，有时也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看不到。只要他有机会看见她，而且碰巧果然看见那一种可能性她情愿一周七天，每天去站一整天。
这样的活动又把她带到了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在恐怖之中昂首阔步地走着。一个微雪的下午，她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