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妊娠迹象，也是在那时我对她怀着的一点点希望终于破灭了。
她死了吗？’侯爵问，我还是把他称作哥哥吧。那哥哥刚下了马，穿着靴子进到屋里。
“‘没有死，’我说，‘但看来是要死了。’
一这些卑贱的家伙精力多么旺盛呀！’他低头看她，好奇地说。
“‘痛苦和绝望之中存在着极其强大的力量！’我回答他。
“他听见这话先是笑了笑，可马上便皱起了眉头。他用脚推了一把椅子到我的椅子面前，命令那仆妇出去，然后压低了嗓子说：
医生，在发现我的弟弟跟这些乡巴佬有了麻烦之后，我推荐了你来帮忙。你很有名气，是个前程远大的青年，也许懂得关心自己的前程。你在这儿见到的一切是只可以看、不可以外传的。’
“我只听着病人的呼吸，避而不答。
“‘你给我面子，听见我的话了么，医生？’
“‘先生，’我说，‘干我这种职业的人对病家的话都是保密的。’我的回答很警惕，因为我的所见所闻使我心里很痛苦。
“她的呼吸已很难听见，我仔细地把了把脉，摸了摸胸口。还活着，但也只是活着而已。我回到座位上回头一看，两弟兄都在注视着我。”
“我写得非常吃力，天气很寒冷，我非常害怕被发现后关到漆黑一团的地牢里去，因此，我得压缩我的叙述。我的记忆没有混乱，也没有失误。对我和那两弟兄之间的对话，我能回忆起每一个字和每一个细节。，
“她拖了一个礼拜，在她快死的时候，我把耳朵放到她的唇边，听见了她对我说的一些音节。她问我她在哪儿，我回答了；她问我是谁，我也回答了。我问她姓什么，她却没有回答。她在枕上轻轻摇了摇头，跟她弟弟一样保守了秘密。
“我告诉那两弟兄她的病情已急剧恶化，再也活不到一天了。这时我才有了机会问她问题。在那以前，除了那个妇女和我之外再也没有让她意识到还有别人在场。而只要我在场，那两兄弟总有一个警惕地坐在床头的帘子背后。可到那以后，他俩对我可能跟她说些什么仿佛已不在乎了。一个念头闪过我心里：我大约也快死了。
“我一直感到两弟兄都以弟弟曾跟一个农民（而且是个少年）决斗为奇耻大辱。他们唯一关心的好像只是这事非常有辱门风，荒唐可笑。我每一次看见那弟弟的眼光都感到他很憎恶我，因为我听见了那少年的话，知道了许多内情。他比他哥哥对我要圆滑些，客气些，但我仍看出了这一点。我也明白我是那哥哥心里的一块病。
“我的病人在午夜前两小时死去了——从我的表看，跟我初见她的时刻几乎分秒不差。她那年轻的悲伤的头轻轻向旁边一歪、结束了她在人间的冤屈与悲痛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她身边。
“那两弟兄在楼下一间房里不耐烦地等着，他们急着要走。我一个人坐在床前时就已听见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踱来踱去。
“‘她终于死了么？’我一进屋哥哥便说。
“‘死了，’我说。
“‘祝贺你，弟弟，’他转过身子说出的竟是这样的话。
“以前他曾给我钱，我都拖延不肯接受。现在他又递给我一纸筒金币，我从他手里接下，却放到了桌上。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什么也不收。
“‘请原谅，’我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收。’
“两弟兄交换了一下眼色，却对我点了点头，因为我正在对他们点头。我们分了手，再也没有说话。”
“我很厌倦，厌倦，厌倦—一痛苦使我憔悴不堪。我无法读我这只瘦骨嶙峋的手写下的文字。
“清晨一大早那筒金币又装在一个小匣子里放在了我的门口，外面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在焦虑着该怎么办，那天我便决定写封私信给大臣，把我所诊治的两个病号的性质和地点告诉了他。实际上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讲了。我明白宫廷权势的意义，也知道贵族的种种豁免权，也估计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但我只想解除良心上的不安。我把这事严格保密，连我的妻子也没告诉。我决定把这一点也写在信里。我并不懂得我所面临的真正危险，但我意识到若是让别人知道了，卷了进来，他们也可能会遇到危险。
“我那天很忙，晚上没来得及写完信。第二天我比平时早起了许多，把它写完了。那是那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写完了信，信还摆在面前，便听说有一位夫人等着要见我。”
“我要想完成自己规定的任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天太冷，牢房太黑，我的知觉太麻木，笼罩在我身上的阴云也太可怖。
“那位夫人年轻漂亮，令人倾倒，看去却已寿命不长了。她十分激动，向我介绍自己是圣·埃佛瑞蒙德侯爵夫人。我把那少年对那哥哥的称呼跟围巾上的字母E一对号，便不难得出结论：我最近所见到的便是那位贵族。
“我的记忆仍然准确，但是我不能把我跟侯爵夫人的谈话都写出来。我怀疑自己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视，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受到监视。侯爵夫人半靠发现、半靠推测明白了那残暴事件的主要情节，也知道了她丈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请我治疗的事。她并不知道那姑娘已经死了。她非常痛苦地说，希望秘密地对那姑娘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长期以来这个家族遭到了许多含冤受苦者的痛恨，她希望这不至引来上天的震怒。
“她有理由相信这家还有一个小妹妹活着。她的最大愿望便是帮助那小妹妹。我除了告诉她确实有这么一个妹妹之外说不出什么其它的话，因为我此外一无所知。她来找我的动力是希望我信任她，把那小妹妹的名字和地点告诉她。可是直到眼前这悲惨的时刻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这些七零八碎的纸不够用了。昨天他们从我这几拿走了一张，还警告了我。我今天必须写完我的记录。
“她是个富于同情心的好太太，婚姻很不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呢！小叔子不信任她，不喜欢她。在他的势力之下大家都跟她作对。她怕他，也怕她的丈夫。我送她下楼来到门口时，她的马车里有一个孩子，一个漂亮的孩子，大约两三岁。
“‘为了孩子的缘故，医生，’她流着眼泪指着孩子说，‘我愿竭尽我可怜的一点力量进行弥补。否则他继承下来的东西对他绝不会有好处。我有一种预感，对这次事件若是没有作出清清白白的弥补，总有一天是会叫孩子来承担责任的。我仅有的一点可以称作个人所有的东西只是一些珠宝首饰。若是能找到那小妹妹，我给孩子的平生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点珠宝连同她亡母的同情与哀悼赠送给这个受到摧残的家庭。’
“她吻了吻孩子，爱抚着说，‘那是为了你好呢。你会守信用么，小查尔斯？’孩子勇敢地回答道，‘会的！’我吻了吻夫人的手，她抱起那孩子爱抚着他离开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她。
“由于她深信我知道她丈夫的姓名，所以提起了它，我在信里却井未提名道姓。我封好了信，不愿交给别人，那天便亲自去付了邮费。
“那天晚上，亦即那年除夕晚上九点钟，一个穿黑衣的人拉响了我家的门铃，要求见我。他轻乎轻脚跟在我年轻的仆人欧内斯特．德伐日身后上了楼。我的仆人走进屋子，我跟我的妻子——啊，我的妻子，我心里最爱的人！我年轻美丽的英国妻子！——正坐在屋里，她看见那人不声不响站在他身后，而他是应当留在大门外的。
“他说圣奥诺雷街有人得了急病，不会耽误我多少时间，他有马车等候。
“那马车便把我带到了这儿，带进了我的坟墓。我刚出门，一条黑色的围巾便从身后勒紧了我的嘴，我的双手被反剪了起来。那两个弟兄从一个黑暗角落走出，打了一个手势，表示已验明正身。侯爵从口袋里取出我写的信，让我看了看，一言未发，在举起的风灯上点燃、烧掉了，又用脚踩灭了灰烬。我被带到了这里。带进了我的坟墓。
“若是上帝高兴，在这些可怕的岁月里曾让那铁石心肠的弟兄之一想起给我一点有关我最亲爱的妻子的消息，哪怕是一句话——她究竟是死是活——我也能认为上帝还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但是现在，我却相信那血十字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上帝的怜悯已全没有他们的份。我，亚历山大·曼内特’，不幸的囚徒，在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夜，在我无法忍受的痛苦之中，对他们和他们的后裔，直到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人，发出我的控诉。我向这一切罪孽得到清算的日子发出控诉。我向上天和大地控诉他们。”
手稿一读完便爆发出一片可怕的喧嚣。是渴望与急切的喧嚣，喧嚣中除了“血”字之外别的话都听不清。这番叙述唤起了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复仇情绪。这种情绪的锋芒所向是没有一个人头不会落地的。
当初在巴士底狱缴获的纪念品都曾被抬着游行，而德伐日夫妇却把这份手稿隐藏起来，秘而不宣，等待时机。这是为什么？可这样的法庭和这样的听众是不想追究的。这个受人憎恨的家族的名字长期以来就受到圣安托万的诅咒，而且被列入了死亡名单，这也是用不着追究的。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人的德行和功勋能在那一天的那个地方抵挡得住那样的控诉的冲击。
使那注定要灭亡的人特别倒霉的是，那控诉他的人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公民，是他自己的亲密朋友，他妻子的父亲。人群的一个疯狂理想是追效一种颇有问题的古代道德，以自我牺牲作为人民祭坛上的祭品。因此，庭长便说（他若不这样说，他的脑袋在他肩上也保不住）那善良的医生是会因为根除了一个令人憎恶的贵族家庭而更加受到共和国尊敬的。他无疑会因为把他的女儿变作寡妇、把外孙变作孤儿而感到一种神圣的光荣和快乐。此话唤起了一片疯狂的激动和爱国的狂热，此时人类的同情已荡然无存。
“那医生在他周围不是很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