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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流逝，钱也随之流逝了。我们是两个人生活，甚至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点说，我们是七、八个人生活。因为，虽然戴莱丝无与伦比地淡于私利，而她的母亲却和她不一样。她一看我帮了她的忙，家境稍微好一点，就把全家都找来分享成果了。姊妹呀、儿女呀、孙女呀、外甥女呀，一窝蜂都来了，只有她的长女，嫁给昂热城车马行老板的，没有来。我为戴莱丝置备的一切都被她母亲拿去供给那群饿鬼了。因为跟我打交道的不是一个贪财的女子，我自己也不受疯狂的爱情的摆布，所以我也不做傻事。戴莱丝的生活能够维持得象个样儿而不奢华，能够应付急需，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工作收入全部归她母亲享用，而且我帮的忙还不只这一点。可是恶运者是跟着我，妈妈既被她那些吸血鬼缠住了，戴莱丝又被她一家人缠住了。她们两个人，谁也享受不到我为她们提供的好处。说起来也真奇怪，戴莱丝是勒·瓦瑟太太最小的女儿，在姊妹中就数她一个人没有得到父母的嫁妆，现在却是她一个人供养着父母。这可怜的孩子，长久挨哥哥们和姐姐们的打，乃至侄女和外甥女的打，现在又接到她们的劫掠了。她往日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打骂，现在还是不能抵抗他们和她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叫作戈东·勒迪克的，还比较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不过看到别人的榜样，听到别人的教唆，也变坏了。由于我常跟她们俩在一起，也就用她们间相互的称呼来称呼她们，我叫戈东“外甥女”，叫戴莱丝“姨妈”。这就是我一直称戴莱丝为“姨妈”的由来，我的朋友们有时也就跟着叫她“姨妈”来开玩笑。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