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的控诉后，是不是也应该说点什么？”
是的，日本政府应该说点什么！它应该向中国人民真诚道歉！谢罪！它应该长跪在中国死难者的坟前，请求无辜者的冤魂宽恕！
三位中国原告哭诉东京法庭，在日本引起强烈震动。
法庭内。旁听席上响起三次助威的掌声！
法庭外。一位叫笠原竹一的日本老人来到中国原告黄岳峰面前：“我已经82岁了，我曾去过中国在我犯罪的地方向中国人道歉、谢罪。今天，我听了您的演讲，深感羞愧。我要给您下跪、请罪！”说着，笠原跪下了，低下了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颅。
《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迅速作出反应，发布“常德细菌战疫死者名单”消息。
东京、名古屋、千叶县、市川市、静岗等地举行集会，各界人士倾听中国原告的血泪控诉。
美国电视台历史频道、《时报》、《唐人报》等新闻媒体纷纷现场采访。
……
继1997年8月，108名中国原告向日本法庭提起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1999年12月，又有72名中国原告提起诉讼。两案并审，180名中国原告要求日本国政府道歉奇#書*網收集整理，并对每个原告进行1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受理诉讼后，分别于1998年6次，1999年6次，2000年6次，2001年9次开庭审理。2001年12月26日第27次开庭终审。
这是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跨国诉讼。背负着亲人的冤魂，常德的父老们一次次东渡扶桑，站在异国的法庭上，用血泪斑斑的铁证，控告侵略者的滔天罪行。2002年7月，湖南省长沙、常德两市38万名学生签名声援诉讼，70多本签名册记录着中华子孙不屈的心声！在艰难的诉讼过程中，一些有良知的日本人也勇敢地站到正义的一边，支持中国原告的对日索赔诉讼。让历史记住这些善良的日本人的名字吧：
土屋公献，1923年4月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著名律师，曾任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现为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担任日本战后处理立法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和国际战犯民众法庭检察团团长、细菌战诉讼原告律师团团长。1999年底，“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国际论坛”组织游行，年过古稀的土屋公献举着标语牌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的口号是：“日本政府，道歉！赔偿！追究战争责任，促进友好和平！”
森正孝，日本的一位中学教师。1988年，他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叫“荣字1644”的日本部队，发现细菌战的疑点。此后，森正孝利用假期到中国实地调查，并拍摄电视专题片揭露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
川田悦子，日本众议院议员。2002年8月28日，她召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厚生省在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质询答辩会，坚定地支持细菌战诉讼案中的中国原告。她说：“谢罪不是跪在地上说一句道歉的话，而是要在内心真正反省。”
还有日本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郎，还有日本著名学者松村高夫、近藤昭二、松井莫介……
在良知的驱使和正义的感召下，一些日本老兵也勇敢地揭露当年的罪行，蓧塜良雄就是其中的一位。2002年5月，将近80高龄的蓧塜良雄来到常德，向常德受害者鞠躬谢罪。在此之前，他已在多种场合忏悔过自己的罪行：1939年，他加入731部队，最多的时候用30小时生产10公斤细菌。这些细菌有霍乱、鼠疫、炭疽病菌……
时光老人的脚步终于迈入2002年8月27日。
这一天，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长达5年的审理，在细菌战受害诉讼案一审判决中认定：日军731部队在侵华战争中违反日内瓦协定，违反《海牙陆战条约》，在衢州、江山、常德、金华等六地实施细菌战，确实造成了悲惨的结果和特大的损害。其中常德，1941年11月4日，731部队的日军战机飞到常德上空，将感染了鼠疫的跳蚤及棉花、谷物等投到了县城的中心部，造成鼠疫流行。根据“常德市细菌战被害调查委员会调查的范围极其广泛，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
漫漫五年的苦苦等待，常德的父老乡亲等到的是日本法庭的两句话：一句是首次承认在中国进行细菌战；二句是驳回180名中国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18亿日元的要求。
并非尾声：东京的控诉（4）
东京怒吼了！
2002年8月27日下午2时30分，“还我公道，讨还血债！”的口号声突然从常德声援团中响起，刚刚放下的标语、三角旗又举了起来。东京大游行开始了！
游行队伍从日比谷公园出发，沿日本政府机关最集中的霞关街行进。常德声援团团长蒯定勋，副团长向启国，顾问杨万柱和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举着声援团的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维护和平、声援正义、还我公道！”“日本政府必须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赔偿！”“反对细菌战！”“历史不容篡改，血债必须偿还！”
最早发现并报告常德鼠疫的谭学华之子谭家沅、谭家湘行进在游行队伍中。
常德第一个鼠疫疫死者蔡桃儿之弟蔡正明行进在游行队伍中……
愤怒的拳头举起来，高扬的旗帜举起来，一呼百应，大闹东京，让东京知道了中国人的愤怒，让东京听到了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
这显然是一次不公正的判决！
两天后，2002年8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答记者问时说：“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判决。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大量实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民，这是铁的事实。日方应采取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
新华社报道：审判长岩田好二宣布，日军的细菌战是违反国际条约的，中国人民在日军的细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这一判决，将穿越法庭，穿越海洋，穿越国境和时代，给真相本身留下印记，给维护人类尊严的历史留下记录。这一判决，将使日本某些人的抵赖变得虚弱和不值一驳。
美联社评论：“值得欣喜的是来自中国的声援团让世界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日本法院的判决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但我们希望上诉高院之后有好的结果。”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此次判决在美国影响非常大，从美国来的E…mail多得不得了，我家的电子信箱都爆满了。过去，日本媒体对于731部队的报道较少，但是这次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这说明由于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日本媒体关于731部队的报道算是解禁了。”
日本《朝日新闻》8月29日有评论说：“通过国家对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所持的态度，再次深深地感到我们日本人必须马上停止无视过去历史事实的行为。”“今后日本政府如何应对，令人关注。”
东京判决的第二天，中国湖南《潇湘晨报》发表《秦希燕：判决违反了国际法》的文章：
全国十佳律师、国家一级律师、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闻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中中国受害者诉讼请求后，对这一判决表示遗憾和愤慨。认为这是一个违反国际法的判决，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海牙公约”中并未承认个人的请求赔偿，以此来否认诉讼人的主体资格问题。
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从军慰安妇报告书》中，在对个人赔偿请求权进行事实和法律上充分的认定的基础上作出如下劝告：不仅是国家，个人也可以成为国际法上的赔偿主体。据此，东京地方法院以原告个人不能成为诉讼主体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是违反国际法及国际惯例的。
第二，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战后实行国家赔偿法之前的事，日本政府没有赔偿的责任”这一认定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二战后设置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均确立了“反人道罪”这一罪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5条第1款所谓的“反人道罪”，是指“战争或战争期间所进行的杀戳、灭绝、奴隶般虐待、驱逐以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反人道”行为是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因此，对于责任者的日本国而言，保护和尊重人权是其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条约而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作为日军反人道暴行的中国受害者，理所当然地享有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企业履行国际法义务的权利。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第1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制订共同计划或共同策划或参与实施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以及共同犯罪人，对此计划实施过程中所进行的一切行为，不管是何人所为，均应承担责任。因此，日本政府以战后实施国家赔偿法之前没有赔偿责任是荒谬无理的。
最后，至于日本政府认为在法律上不负有告知原告事实真相的义务更是站不住的。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政府，应该彻底承认自己的侵华犯罪事实，不是法律上不负有告知义务，而是就此必须彻底承认。日本政府掩盖、隐瞒战争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是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所犯战争罪行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的痛苦的负罪感。
这次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它不仅是对中国受害者的蔑视，更是对人类公理的亵渎。他们在策略上采取拖延，在事实上采取避重就轻，在法律上公然违法。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为了让那些战争受害者早日得到一点慰藉，日本政府要正视历史，并承担责任，真心诚意对所犯战争罪行进行反省，向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道歉、赔偿、谢罪。
并非尾声：东京的控诉（5）
2002年11月28日，新华社记者杨民青报道：中国和日本有关学者以大量事实证明，侵华日军进行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