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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事组这边来看，我父亲他们对张春桥哪里看得起呀？说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还有历史问题，算什么东西嘛？而陈不一样了，他不仅资格老，还是党的理论权威，看了那么多的书，人称“夫子”。他马列水平高，字写得好，诗又做得好，什么青铜器、瓷器、字画等都懂，咱们跟他一比，就是小学生啊。所以，办事组的人对陈伯达很尊重，从来不会跟陈发脾气，甩脸子。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期间及以后，大家还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夜餐什么的。陈就觉得，办事组这边比较亲切，能得到尊重。
陈伯达和办事组的关系近了之后，大家对江青的飞扬跋扈，总是给总理出难题的做法，就有共同语言了。另外，陈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对毛和江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陈给办事组这边说了一些情况，他私下议论江青，这边也愿意听。应该说，更主要的是在处理党、政、军的一些具体事情上，大家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期间，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有分歧的时候，陈伯达是站在办事组一边的。
汪东兴与办事组的关系，和陈伯达有些类似。据我了解，汪和林彪、叶群及军委办事组开始走得比较近，是在1969年春节之后。九大之前，汪东兴住院做手术，好像是胃部切除，当时也没人去看他、关心他。毛泽东身边的人，像康生、陈伯达，都是毛泽东的大秘、二秘，是毛泽东的重臣近臣，江青对汪东兴就更不用说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叶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后，她觉得汪挺悲惨凄凉的，就招呼我父亲和吴法宪，我不知道有没有邱会作，让他们经常去看看汪东兴。叶群在做人方面，还是远远胜过江青。按照叶群的吩咐，黄和吴时常带了水果去医院看汪，汪东兴很是感动啊！办事组还帮助安排汪东兴的孩子当了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从资历和职务上来讲，黄、吴、李、邱都比他高。他觉得，办事组的人能来看我，真把我当个人。所以，他很感激。
1969年3月份，我从蒙自回到北京时，九大代表已经集中了，但等了好长时间没开会。我就问母亲：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开会呀？母亲说：汪东兴动大手术了，不能开。如果开了，江青会封锁主席，消息就传不到主席那儿。所以要等汪东兴病好以后才开，说这是主席的意思。母亲说的情况后来得到了证实，九大的确是在汪东兴出院以后才开的。当然，这一说法表明汪东兴在上传下达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汪东兴和办事组的交往逐渐增多了。但汪和办事组关系变密切，还有一个过程。一方面，大家说到江青，有共同语言；汪受了江青的气，也想找一个倾诉者，找一个同盟者。不然，汪东兴就得和江青单打独斗。另一方面，在工作上，办事组也需要汪东兴的支持。比如说，黄要见主席，跟汪东兴一说，汪马上跟主席说。也就是说，军委办事组跟汪搞好关系，是接近毛泽东的一条捷径。随着汪和办事组交好，汪东兴主动向办事组提供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到九届二中全会前，汪东兴绝对跟办事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日，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毛主席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会开完后，汪觉得意犹未尽，当天夜里12点多，又拉上黄、吴、叶、李、邱，跑到军委三座门那里接着聊，还把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叫去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都睡觉了，是被从被窝里拉起来去的。大家坐了两桌，大人们一桌，孩子们一桌。我们听到汪东兴说：这是好消息呀！主席让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主席说：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我不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要当主席了，当然是好事，大家都很高兴。那天晚上，叶群兴奋得很，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来，一看就很高兴。这次，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届二中全会的风波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儿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除毛之外的四个常委都表示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有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是现成的。可见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后来却把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
1970年8月下旬，九届二中全会开始的时候，父亲没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让父亲上山开会。父亲上山以后，总理和康生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晚饭后三人一起去了主席的住处，又谈了很长时间。但一提到张春桥，父亲就说：张春桥是叛徒，跟主席汇报过多次了，他看不起我们这些大老粗。他没有说张的好话。从这儿也看出，对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亲是从心底反对他们的。当时，主席对军委办事组、对父亲的批评也很严厉，但父亲并未察觉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对林彪、对军队有不满的感觉。当时，如果父亲被拉过去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给林彪加的码就要重得多，就不仅仅批陈伯达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伤疤，算他的历史老账了。结果，父亲不为所动，没有对文革表示坚决支持，主席才最终抛弃了他。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确实把矛头指向了张春桥。其实，当时也只能对着张春桥，对康生不可以，对江青更不可以，而张春桥又有历史上的辫子。当林彪在开幕式前向毛讲了准备讲的几个问题，毛也同意了，只是说不要点名。两人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为此开幕式就拖后了，为了防止江青干扰，叶群还在毛、林谈话的门外守着。刚开始，可能毛没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当会场群情激奋、大家都开始攻击张春桥时，毛愤怒了。
200多个中央委员，大多数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他之所以愤怒，就在于大家借着攻击张春桥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而且是这么大的一股势力和潮流，还是以林彪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为了保卫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舍弃了部队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数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客观地讲，黄、吴、李、邱的确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并不是对主席不满。在他们的眼里，主席永远是伟人，是领袖，是正确的，是不容怀疑的，是不可违背的。自己再怎么委屈，也要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届二中全会后，父亲一直想不通，认为自己没错，拒绝检讨。总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泽东批评了他几次，他仍然不通；最后，总理让邱会作跟他谈了一次话，他才通了。邱跟他说：我们反宗派主义，现在我们不检讨，不也成了一个宗派了吗？别人不也抓住我们的把柄吗？父亲实在没什么可检讨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骂总理的事情，作为自己的错误来检讨，说自己干扰了主席。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违心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前，林彪跟毛说他要检讨。毛说：主要是陈伯达的事，你不用检讨。林彪后来对毛的翻云覆雨很不满意，一直软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参加会议，拒绝检讨。黄、吴、李、邱这些人对文革也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的态度。毛很不满，所以，他要倒林了。
“9·13”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13”那几天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13号那天一上班，还没感觉到什么。12号晚在地下指挥所担任战备值班的是林参谋。八点半左右，他交了班上来就汇报说：哎呀，项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儿了！昨天一架飞机飞出境外，到蒙古那边去了。这是一架按照一等专机保障的三叉戟，从秦皇岛海军机场起飞的。我第一个反应是叶群还是林立果出事儿了，可我绝没想到林彪也在飞机上。然后我就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