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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铸成在交代材料中称，这样的工作，一直到“文革”前夕戛然而止。这不难理解，既然政治局势丕变，像他这种摘帽“右派”很快又成为新的革命运动要打击的对象，而统战部门不久也陷入混乱之中，江华这类干部自身难保，谁还顾得上交付新的工作？
对这项特殊工作的直接委派人江华，徐铸成在有关交代材料中数度提及，通常称“统战部的江华”，有一处是“市政协领导我们右派改造的江华”，未曾写明他的具体职务，因而有必要在此略作补充。江华先后担任江苏省阜宁县委敌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保卫部部长、华中五地委社会部侦察科长、苏北区党委社会部保卫科长、华中行政办事处公安处侦察科科长、政保处处长，江苏省公安厅政保处处长、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三处处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等职。从他的经历看，长期在军队或地方从事情报、政治保卫工作，应在50年代中、后期从公安系统调入统战部门，改为专与高级知识分子打交道，尽管工作对象有变，而职责似无多大变化。而且，为了及时、充分地了解和掌握这些人的内心，特别是他们对于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用上了情报刺探和搜集手段。摘去“右派”帽子不久的徐铸成，就成为他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从上述交代材料可知，被打成“右派”的经济学家沈志远也做过这类工作。可以肯定，在江华指派下充当同样角色的高级知识分子，绝非一二人。
上述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确确实实是徐铸成在特定历史时空的非正常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读到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人想起前些年章诒和女士笔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卧底”的现象，而徐铸成的这段特殊经历，恰好构成进一步认识和剖析这种现象的重要参照。当整个社会处在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的双重控制下，每个单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没有选择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权利，何况像徐铸成这样“右派”帽子虽摘而帽痕犹存，一旦掌握其命运的干部以为党而做的名义提出某种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几乎没有拒绝的可能。故此，“告密”也好，“卧底”也罢，大抵不会是这些文化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尔”。我极为赞赏《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前言”中的一段话：“只要是对作者当时身处的那种语境有所经历和了解，就不难从这些文字中觉察到共和国已经逝去的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沉痛感，也不难从这些文字中体悟到可怖的政治高压会导致多么严重的人格和思想扭曲。作者这些违心的文字，曾对他自己亦可能给他人带来一定的伤害，但这一切无疑更应该归咎于那些畸形而荒诞的政治岁月。”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中，随着“右派”问题改正，徐铸成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恢复了应有的社会地位。我在他指导下读研究生时，曾就其回忆文字中对人隐去姓名、对事语焉不详之处一一询问。他的自传《八十自述》（初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出而未发行，后改名《徐铸成回忆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中有一处：“1963年，五十六岁，港友集我在《大公报》发表之轶事、掌故，在港出版单行本，并代取名为《金陵旧梦》。我仅得一册，后且为市政协某领导索去，迄未归还。”这位“某领导”，即指升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的江华。徐先生当时还补充一句：“前几年他出我外快（沪语‘赚我便宜’之意），写了一本小说，请我帮忙润色，费了我不少工夫，后来发表了。”这部小说名为《湖上的枪声》，在《新民晚报》连载了不少日子。我从他口中听到“江华”这个名字，仅此一次。
（作者为澳门《九鼎》月刊总编辑）
（责任编辑洪振快）
音乐家劫夫的结局
作者：杨东阁 字数：5135
1950年，笔者在沈阳的一个国有企业任团委书记，曾组织团员观看大型歌剧《星星之火》。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这首歌是其第二幕“穿过密密的黑松林”中的唱段。其成功之处，不仅在简短歌词中反映革命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在音乐构思上也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情调，旋律起伏变化，亲切感人，采取二重唱形式，更增加其感染力。
歌剧之后，各文艺团体相继上演，《星星之火》先后演出400余场。后来歌剧停演，这首歌却流传下来，久唱不衰。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的作曲者是劫夫，当时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1957年，我就任共青团沈阳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自此有了和劫夫谋面的机会。但那都是在市委高教部召开的会议上，留下的印象是，他挺谦和，却没有交谈的机会。
1960年2月，中华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沈阳音乐学院团委书记林良带领沈阳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出席。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全体代表在中南海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返回沈阳后，一天接到林良的电话，说他担心自己对耀邦同志的讲话理解得不够深刻，要向院领导汇报，能否请我去参加一下。我爽快地答应了。音乐学院党委乔书记我们很熟悉，一见面，他就向劫夫院长作了介绍。我说，和劫夫院长神交已久，而且是老乡呢！劫夫院长说：“你是吉林人？”“对！吉林舒兰人。”“我是农安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是革命同志，又是老乡，亲密无间嘛！”
在汇报的过程中，我就耀邦同志的讲话精神作了发言。当讲到，耀邦同志在强调团组织要过细地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时，指出，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要随意说哪个同学思想落后，更不能轻率说哪个同学不可救药。耀邦同志说：“中药就有四百味，而且不止四百味，难道都用过了？”这时，劫夫院长赞同道：“好！讲得好！”就此他联系实际说：毕业生鉴定，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这是我唯一一次同劫夫院长进行交谈，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风云突变。开头几年，劫夫院长为毛主席已发表的37首诗词谱了曲，尤其是《沁园春·雪》脍炙人口；还谱写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我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时和后来进沈阳辉山“五七干校”，差不多天天都唱。可从1972年初起，无论广播还是电视，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创作的那些歌曲了。什么缘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然而，我是知道的。我时任沈阳市党办主任，自然知道内部情况，虽然并不直接，但来龙去脉还是能够说明白的。
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流亡到青岛，以绘画和音乐为手段谋生，“劫夫”一名即从此起。1937年5月，24岁的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的文艺工作团团长。到文革前，劫夫担任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省文联副主席、省音乐家协会主席。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偶遇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是‘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文革爆发后，劫夫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自然逃脱不了被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就在他危难之时，出现了转机。当时本院里的红卫兵分成两派：一派是想打倒劫夫的；另一派是想保劫夫的。保他的这一派受到沈阳军区支持，但力量小。为了不让对方劫走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周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秘书将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和红卫兵代表，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是“中央文革”的人同意。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牵连。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安全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另一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在京期间，他经历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了“中央文革”的重视，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重点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他还被邀出席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和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