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出于好奇的心理，在与他擦肩而过后，我和其他的人一样，打算回头再看一眼。可却被母亲制止了：“嘿，不要回头！”
我被她的声音震住了，跟随着她的脚步，迅速脱离了人潮。
“刚才，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呢？”我问母亲。
“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你会回头看他吗？”
我被这一问愣住了。是的，我们在口口声声呼吁要给残疾人朋友们更多物质关爱的同时，却忽视了心灵的慰藉。对于他们来说，或许不要回头，用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才是他们最想要得到的。
春节过后，一帮多年不见的朋友邀我外出聚会，地点远在千里之外的青岛。
当地一位非常要好的旧友陪同我一起去。检票进站后，一些归校的学生们和家长一起，急切地涌向车厢。坐定后，那些面容悲切的父母就这么站在窗外。开车的鸣笛一响起，那些在眼眶里堆积了许久的泪水，一下子就再也阻挡不住了。
车子缓缓开动。一位母亲加快了脚步，满脸热泪地跟着火车挥手。这时，在我背后忽然传来了一阵抽泣声，哽咽地喊着：“妈妈，你回去吧，妈妈，你回去吧。”
整个车厢的人仿佛都对这样的场景十分好奇，纷纷转过头去。我正要回头，却被朋友制止住了：“嘿，不要回头！”
我安静着，忽然想起那与母亲一起外出的午后。
嘿，不要回头！面对这些尴尬或是动情的场面，我们其实更应该置若罔闻。
此时的沉默，或许才是金。
因为只有这样的沉默，才能换来一次酣畅淋漓的痛哭，才能换来一些人渴望得到的尊严。
餐巾纸上的教堂
◎朱晖
一直喜欢《英雄本色》中的一句台词。小马哥叼着烟，在佛像前缓缓地说：我信神！因为我就是神。
心理学课上，斯库拉教授向学生们提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如果让你们到闹市区去筹建一所教堂，而又没有空房，你们会怎么办？”学生们面面相觑，终于有人想到了答案：“可以先借个地方。”斯库拉笑了，说：“这个主意不错，但在寸土寸金的闹市区，问谁借呢？”学生们面露难色，都认为这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斯库拉于是讲了一个故事。
三十年前，一位神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受邀到加利福利亚筹建一所新教堂，由于暂时没有合适的地方，不得不要先借个房子做礼拜。繁华热闹的商业大街上，借个房子谈何容易，他几经辗转，毫无结果。某天中午，他到餐馆吃饭，想到面临的麻烦，心中十分郁闷，就随手拿起桌上的餐巾纸，在上面从1写到10。实在无聊，又信笔把这10个数字填满：1。借用学校的房子；2。借用慈善机构的房子；3。借用殡仪馆的礼堂；4。借用某户人家……10。借用当地废弃的小剧院。写着写着，他忽然眼前一亮，发现原先束手无策的难题并非不可战胜。
此后，他对照自己所列的10种方案，逐项展开调查。借用学校的房子与当地法律不符，勾掉；慈善机构的房子过于狭小，勾掉；殡仪馆的礼堂已有人在使用，勾掉；……其余4到9条证明也不可行，只剩下废弃的小剧院了。小剧院虽然破旧，但稍加修整即可使用，真正的缺点在于离城区稍远。他转念一想：“加利福利亚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今天的郊区或许就是明天的市中心呢。”于是他迅速找到那家小剧院的负责人，几乎不费任何周折就谈妥此事。就这样，他在小剧院内组织了第一次活动。
故事讲到这，学生们好奇地问：“神甫后来找到更好的地方了吗？”斯库拉笑着说：“这个小剧院如今已发展成了大教堂，你们说的神甫后来也换了工作，他就是我。”停顿片刻，斯库拉又说：“这堂课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人不是万能的上帝，但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创造力，充分运用潜意识的力量，从多种方法中选择最佳一种，就一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
斯库拉教授的“可能性思考”思维方式，后来被多个国家写进心理学教科书。
捡回丢失在雪夜里的良心
◎风为裳
办公室里的同事指着报纸说：这世道啥缺德人都有，这老太太都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亲戚家属集体玩失踪，良心都喂了狗了。有人说：没准就是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太太呢，不然，那么晚，那么大雪，老太太一个人站在路边干啥？
我心神不宁，钉书钉钉着了手，电话铃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我拿话筒的手有些抖，是妻子洪丽打来的，问我回不回家吃饭。我气不打一处来：吃吃吃，就知道吃。说完，把电话摔在机座上。
办公室的人走光了，我站在窗边，天上又纷纷扬扬飘起了雪。
时光倒流到26年前。雪下得很大，我趴在家里热热的火炕上，看她缝棉衣。我问她：雪有啥用？她用针划了划头发，说：能蒸馒头啊。我撅着嘴，说：那咋不用盆接着呢？她笑着抬头向外张望，去山里拉柴禾的父亲还没回来。
天黑透了，她蒸了三锅馒头，父亲还没回来，她坐不住了，用手划拉划拉身上的面，说：东子，你哄着点妹妹，我去村口看看你爸。
她去了很久，妹妹都睡着了，我害怕，不敢睡。她是被人背回来的，身上沾满了雪。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东子，以后你就是咱家的顶梁柱了。我被她身上的凉气激得打了个哆嗦。父亲被一棵树砸在了下面，送到医院时，已经停止了呼吸。那一年，我8岁，妹妹6岁，她不过30岁。
手机铃声像潮水响了又退退了又响。我索性关了机，使劲地呼吸一口冷空气，人清醒了很多。买了一份晚报，晚报的头版登着无名老太受伤住院的消息。报纸上说老太太的医药费高达八万元了，老太太还在昏迷，如果亲人不去唤醒她，也许她再没有醒过来的机会了。
我独自走在初春的街上，整条街流光溢彩。我和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西装革履，一身名牌，处处显示着生活的品质。这便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城市生活吗？高楼大厦里有我一间，银行里也有我的24万元房贷。我是机关里的小主任，却不得不时时刻刻仰人鼻息。家里有漂亮的妻子，她不断地纠正着我作为山里人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我快步走向了第一人民医院，那个病房的号码很多天前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医院的走廊里人很少，我终于站在了那间病房的门外，隔着门玻璃，我看到她像一片落叶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昏黄的灯光下，她的手无力地垂在床沿上。我很想进去，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东子来了，咱们回家去。
有个护士走过来，问我：同志你找谁？我匆忙抹了一把脸，下意识地说：没事，我就是随便看看。护士很警觉：你是来看8床无名老太的吧？
我转身，逃一样离开了医院。是的，我又一次从她身边逃掉了，就像小时候，她举着鸡毛掸子打我，我总能逃掉一样。
爷爷奶奶怕她改嫁，扔下我们兄妹，把林场里赔给父亲的钱都收了起来。她去闹了几场，便偃旗息鼓，说：东子，那是你爸用命换来的钱，咱们不指着它过日子。她像男人一样上山砍柴，下地割豆子。这还不是最难的，寡妇门前是非多。
父亲去世不长时间，关于她的谣言就传开了。学校里那些孩子指着我说：你妈是破鞋。我冲上去，把那些骂她的孩子一个个摔倒。我的衣服破了，脸上身上也被打得都是伤。我没有上后面的课，一个人游荡在树林间，我想：长大了，我一定让她享福，让她天天在炕上坐着，啥也不用干。
不知怎么我就在树林边的草垛上睡着了。远远近近的喊声把我惊醒时，天已经黑了，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的。我揉揉眼睛，大声哭了起来。她拎过我，上来就是两巴掌。
回到家，她阴着脸给我找衣服，端来水让我洗澡。我脱下衣服，她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下子就急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自己玩摔的，她不信，说我不说真话，她就不要我了。无奈，我说了白天学校发生的事，她没吭声。第二天送我去上学，却在办公室里好一顿闹。她说：我这辈子也没啥指望了，谁再敢动我家东子和小西，我就跟他拼了。
她走了，老师们小声议论：王香平从前挺文静的，现在咋泼辣成这样了呢？
她变成了村里最厉害的女人，霸道不讲理，爱占小便宜，她在村里基本上没什么亲戚朋友。她很孤单，干完活，就一个人在院子里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小半天。我跟妹妹不忙了，她就跟我们说父亲，说他当初怎么追她，说他说要跟她过一辈子的，她说：你爸那个挨千刀的，等我死了，我饶不了他。妹妹笑：都死了，再饶不了还能咋的？她便笑了，她说：你俩小兔崽子给我听好了，我的后半辈子全指望你俩了。你们要也像你爸那样没良心，我就活砍了你们。妹妹说：妈，你都说些啥呀！她嘿嘿地笑，脸上的皱纹像地里的玉米叶子。
我和妹妹上了高中，她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说：你俩使劲儿考，考上哪儿妈供你们到哪儿，就是砸锅卖铁，我王香平也要供出个大学生来。
我考上大学那年，她的腿疼得厉害，她说自己可别瘫在这床上，她还等着带孙子去树林里采蘑菇呢！我说我不去上大学了，她回手就给我一巴掌，她说你个熊玩意儿，还能有点出息不？
我上了大学；妹妹考了两年，便心疼她死活不再考了。为这事，她提起来就骂妹妹没出息。
我回到家，已十点多了，洪丽没睡，她把饭菜热了给我端上来，我开了一瓶酒，咕嘟咕嘟喝，空嘴喝进去半瓶。洪丽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事情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你想想，你要去认她，那近10万元的医药费不说，单说你被曝光出来，你这个国家干部的工作也不用干了。
我把手里的酒杯摔到地上，大声吼：是的，钱、工作、面子，哪个都比她重要，她就快死了，是个累赘，就让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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