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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悦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住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圯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圹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圯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甚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圯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巳’；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於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阏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释之。行及滋水，凡三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扌卡，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夹一丘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圯，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圯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蓍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出《异闻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所言是这样的：我隐退后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陈，独往山林，亲情之间断绝往来。有事想向你求问，他日再去拜访。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当初在南阳王帐下作官时，在钟山悬崖一处坍塌的坟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铭文。这篇铭志不讲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虽有剥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场大雨之后，才坠落下来而得到的。当时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数日后，恰逢盂兰大会，先祖随从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铭文抄录下来拿给史官姚訾及诸学官看。他们仔细地研讨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能知晓它的意思的。当时抄录的文字，现在还装在筐笥之中。您的学问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谋略、运筹两者兼备。像您这样有学识的人即使是前贤也比不上，近代也从未听说过。愿您能选其要旨，综合它的要义，将遗简的内容注释阐发出来，以了却先祖的遗愿。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乐安任升之白。”数日后，郑钦悦回信说：“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涤除我胸中的烦闷。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不说葬者的年月，先记载坍塌的时间。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这是等待我当那个龚氏使来打开这个疑团哪。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郑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