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钱突然不好挣了，连扛着镰刀斧头都不如以前好使了。尽管我摇舌鼓唇，把这本内部机关刊物吹嘘成本地的《求是》杂志，暗示只要花点小钱，树树形象，仕途上一片光明，那些比我还聪明的“猎物”们却谢绝入瓮了，明说暗示宣传未必有用，没准还会引起反效果。的确，与其让上级通过报刊间接看到自己光辉而猥琐的形象，还不如直接将银子偷偷打点上去。神不知鬼不觉，还避嫌。
斤斤计较市场回报的私企就别费工夫了，只能在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机关或不景气的国企里转来转去，很快就竭泽而渔，还常常出现一家报刊几个人在同一个单位撞车的尴尬事儿。最糟的一次，一个农村气质的同事被当成骗子扭送专政机关。我意识到，这招摇撞骗的事业难以走进新时代了。
有人拉我去做少儿英语培训，我拒绝了。我实在无法殚精竭虑歇斯底里地和一帮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鬼混。我妈看见一则广告，一所中学在招英语代课老师，每课时十块大洋。我听了直摇头。想当初哭着喊着想去教书而不能，现在去瞎教什么？何况，当年稀饭学院的同学不是教学骨干就是教育腐败带头人，难道去做个工资只有他们三分之一、没编制、没油水、还受他们领导的代课教师吗？我TMD还要晚节吗？
我也不想再去做啥街头窜窜，摆个地摊什么的，钱挣不了几个，人弄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遇到发了情的城管或喝高了的大盖帽，没准小命都难保。我曾目睹这些家伙像“动物世界”里的猛兽攻击食草动物一样攻击摆摊的，连老弱女人都不放过。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放在体面人的眼里，纯属TMD烂虾米一条，再不敝帚自珍一把，也就眼睁睁堕落为一堆不耻于和谐社会的狗屎堆了。
父母长住医院，我一人赋闲在家。白天去股市上晃一圈，套得一塌糊涂，估计几年是出不来了，索性不理它。回家后看看电视吧，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假模假式的电视剧让我忍无可忍；看看盗版美国大片吧，那种远离下岗职工生活的玩意很快索然无味。其余时间，在医院、单位和社保局为老爸的医药费问题和他们死磨硬缠，除此无事可做。
我开始恍惚，失眠。拿句小资产阶级的话说，我有点迷惘。想起几年前从深圳铩羽而归后极度空虚时写的那本书，一阵翻箱倒柜，居然还在！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小子真是最不可救药的那种人才。
一年前北京有个作品研讨会，一个名叫“追魂”的文化公司发起的，给我发了个邀请函，后来得知是冬瓜推荐的。我一看，除了交通食宿自理，会务费倒便宜，四百九十九块，还可以见到中国文学界一群“大尾巴狼”。我一直想去北京瞅瞅，在京的大学同学杨星辰和李皓也邀我去。于是带着书稿进京，半是玩儿半是开会。两周时间，结识了一大帮五湖四海形迹可疑的文学老、中和青年。研讨会上，一群“大尾巴狼”们吹得我如坠云雾。这部尚未出版的粗糙作品被冠以“解构性写实”“后现代”“黑色幽默”“囚徒困境”等吓人名词，把我说成一个若经他们调教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还假模假式地和我签了出版代理合同。一直没下文，稿件也就扔进了墙角，现在，是修改它的时候了，至少还有事情可做。
吃饭问题很好解决，我姐开了个小餐馆，我每天蹭上两顿，风雨无阻。其余时间，陷入了文字的汪洋大海。
此后一段时间，还找过雪儿一次，家里聚餐，需要她出场，她没收费。她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依然不冷不热地接待了她，她两次夜不归宿，波澜不惊。她忽悠我和她合开茶楼，还想“转正”，我严正拒绝了。她几次约我出去玩，我也推掉了。家里对她意见不太统一，父母觉得还行，说她白白净净，又挺机灵；我姐和弟觉得我可以找更好的，按他们的说法，雪儿有些妖精，有些咋咋哇哇（注：咋咋哇哇，四川方言，指废话多且不顾场合。）
两月后将全书大改一遍，感觉好多了。把这手写的稿子拿到一打印室，蹲守了几天做校对。为了不至于稿件在某一家出版社墙角发霉，决定自印二十本，同时寄出去。老板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阵，开出了一千四的价格。
“七十元一册，比正式出版物至少贵三倍，你拿我当猪头啊？”我气晕了。
“老哥，您在杂志社干过啊，这个成本主要是排版出片，多印几本没啥关系，一点纸钱而已。您如果印一千册，我就给您每册三十元。”老板寸步不让，说得也合情合理。
我看那打字的小妹哈欠连天，趴在桌子上揉眼睛，于是减价二百。老板的脸拧成一团，就TMD刚做了包皮切割手术似的，一阵痛定思痛，终于哭丧一句：“哥，算你狠！”
一周后我拿到了成品，杂志大小，印刷清晰，装帧扎实，封面还设计成一叶扁舟孤帆远逝什么的，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我笑逐颜开付了余款，挑最牛逼的出版社一口气寄出去十八本，一本寄给了“追魂”文化公司，一本自留。邮局说自印品非印刷品，既不能走印刷品，也不能走包裹，只能按信纸走，态度坚决，不容分说。一称重量，加上挂号费，一本居然要三十多，五百多块一眨眼就出去了。
我兴冲冲地拿着书稿去医院。刚走进理疗室就觉得走进一个新的磁场，诡秘而阴冷，几个护士正在紧张收拾廖老头的床铺。老爸老妈一脸悲凉，我爸苦笑着说：“老红军见马克思去啦。”
这不过是父母住院一年多来目睹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中的最新一桩。沉默了一阵，我老爸询问我这一段时间所作所为，警告我找点正经事干，别无事生非，把公安局招来。他的担心不是没道理，我曾经两次把公安招来。一次因为在街上练摊和几个摊主发生冲突，一次因为拒缴保护费和几个资深烂滚龙血拼。两次流血冲突我都幸运地免于治安处分。我拿出书稿：“老爸，您就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在当坐家呢，天天在家坐着，稿子修改完毕。”
我几年前尝试写作时家人就知道，我妈和我姐鼓励我，老爸并不看好我。土八路出身的他对知识分子感情很复杂，一度很鄙视，直到他儿子考上一所稀饭大学。老爸翻了翻，只是问了句：“这花了多少钱？”
“二十册，一千块。”我把零头隐瞒了。
这个数字把他们吓了一跳，那年头，猪肉才三四块一斤呢。
“寄给出版社啦。”我安慰他们，“打印是为了出版，出版是为了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舍不得孩子还套不来狼呢，这点小钱算啥啊。凡事都有牺牲，你们当年不牺牲，哪来今天腐败分子的好日子？”
我老爸一声叹息：“我看你是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尽。”
“你准备咋办？”我妈话锋一转。
“啥咋办？”
“装傻啊？工作咋办？写作能养活你吗？那只是个业余爱好。还有你的个人问题，我看雪儿还行。”
我不耐烦，找了个借口，撤退了。
“怎么办？”是我最为恐惧的一个问题，我TMD怎么知道怎么办啊？谁能主宰自己，连伟大领袖都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呢。你去问问这个国家，它不正摸着石头过河吗？你去问地球，它不围着太阳转吗？你去问太阳，它不在银河系里呆着吗？你去问银河系，它不在宇宙里折腾吗？你去拷问大地，它给你来个八级地震；你去仰望星空，它屙你一通陨石屎。这些混蛋问题，越问越糊涂，多少圣人仁人庸人都被问傻了问疯了问没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该TMD咋办就咋办吧。
此后几个月，我将消极的生命化解成积极的吃喝拉撒。约上一帮顽主王文革、冬瓜、亮子等人，马不停蹄夜以继日混迹于餐馆、茶楼、酒吧、歌厅、农家乐和台球厅。我还上驾校拿了驾照，几个现钱很快折腾光了。
雪儿和我演化为一种怎么开玩笑也不生气、偶尔还可以身体接触的古怪关系。几次碰壁后，她再也不提合伙做生意的事了。不久，她混到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很快做了个小头目。她气色越来越好，穿着也越来越时髦，用上手机了，有时还请我撮一顿啥的，但我始终没有对她发自肺腑厮混终身的愿望。
7
我常去医院尽孝，从老爸日益不稳的病情中嗅到一丝不祥，特别是回家过年时复发一次后，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糟糕。老爸凝视我的慈祥眼光，愈发掺揉进黯淡无力和悲哀的底色。母亲越来越焦急和无奈，两年的艰难护理透支了她的健康，几十年的伴儿，随时可能离她而去。
入冬后，老爸又一次复发，病情急转直下，失去了语言能力。医生警告情况严重，老爸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全家轮流守护。我从他断断续续的声音、微微翕动的眼睛和浑浊的泪光中读出了他的人生遗言——怎么办？在他每月千把元工资没了后，这个家咋办？这个二野老兵到死也不明白，几十年前得罪一小小局长，老伴居然在工作十多年后被无情解雇；他的五个孩子，老大十多年前背井离乡后，在武汉长江大桥桥头上死于车祸，余下四个全部下岗，连我这个寄予厚望的大学生也没逃脱。
一个在省城的姐率全家赶回来，一些老同事和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视，老爸在太行山革命老区里的亲人只是来电话电报，他们依然很穷，一张火车票都吃力。一周后老爸发生脑溢血现象，陷入昏迷。在清醒的最后几分钟，他把我姐叫到耳边，表达了他的人生愧意——没把家人安顿好。他还说，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我想，他十八岁那年当土八路时，断无如此远见。
他的组织在他失去知觉后，风风火火地来了。
老爸持续高烧四十一度以上，引发多种内脏并发症。他被插上输液瓶、氧气瓶、吸痰器和导尿管推入抢救室。医生正式下达病危通知书。我们通宵达旦地守候。不时在他腿上掐一掐，为他翻身通风，为他吸痰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