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有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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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有张床-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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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我的?”

娇小女子拿出电话缴费单:“谢谢提醒,请报销吧。”

周老板哭丧着脸看了看,无奈地掏出四百多块。我安慰他:“没事,这也是从小姐那儿抠出来的。这叫羊毛出在鸡身上,吃亏的不是您。”

礼貌告辞,周老板看我的眼神尤为恶劣,隐藏着威胁,我报以会意的微笑,并坦诚如良师诤友:“吃一堑长一智。莫脱裤,脱裤必被捉。”

周老板的脸铁青如婴儿屁股,眼珠暴凸像鱼丸,牙齿咬得像吧蹦豆。兴高采烈下楼时,李皓感慨道:“天助我也!”

矮个问大家:“谁是今天最可爱的人?”

“小姐!”除我之外异口同声,我纠正:“请不要叫小姐,也不要叫妓女,更不要叫鸡,叫她们性工作者。都是光荣的劳动者,在人格上,咱是平等的。”

“有道理有道理,今天她也立了一功。”矮个说。

一行人打车去了“汉拿山”韩国烧烤店庆祝。席间,娇小女叹气:“嗨,又得找工作了。”

所有人都黯然神伤。

3

李皓和同事们急着找工作,我急着找房,2002年我们这些异乡人在“巴黎”开局不利。节后是租房高峰期,发现一处稍满意的房,电话打过去或赶过去已慢了半拍。京石高速昼夜不停的噪音令我崩溃,没完没了地查暂住证更是让人窝火。

终于找到还不错的容身之所——幽静的部队家属大院,有岗哨,进出查证件,感觉既安全又神气。房东是退役老军人子女,老军人早已离世。房子是六七十年代老建筑,两室一厅。租给我的那间十来平,月租八百元,季付,电话可以给我用,自己去缴费。

这个烫着卷发的矮胖女人超级人来熟,热情得让人想起搞传销或保险的。她就像走漏风声似的低声说,院里有个军人食堂,量足价低。如我入住,她可以偷偷给我买饭菜票,就跟我从此可以吃上军饷似的。

当晚就入住,次日就跟出版社的人去了武汉。回京后才发现并不如意。部队食堂虽然份量足但品种单一,味道枯燥,除了农村兵,家属几乎没去那吃的。开饭时间特早,一过八点没早餐了,十一点半午餐结束,五点一到食堂没人影了。这让晚睡晚起的我常常错过早餐,晚上还没睡又饿得眼冒金星,被迫半夜野狗似的出去觅食。

这对夫妇都是下岗职工,都是二婚,各带一个十多岁的儿子。客厅名为公用,但他们不是整天看电视,就是花几个小时吃一顿饭。一楼光线暗,为省电他们要我始终开门借光,让我非常别扭。常常是你正伏案看书或写东西时,背后的门突然“吱”一声,那个面目邋遢的中年男人幽灵般站在你背后,搭讪两句后说:“这门还是开着吧,凉快。”

“我不习惯电视噪音。”我说。他马上调低音量,可是音量越低越,你越是想听清楚,就越是受打扰。

我出门时,他们也要求别锁门。我数次发现他们私入房间,还用了电话。他们养的那只面目可憎的脏狗,也时不时窜进来。有人时还客客气气将秽物拉在地板上,没人时它会跳到桌子上,准确地拉在稿子上,明目张胆地做了你的评委,让你恨不得给它来个土法肛门缝合手术。

我向主人抱怨,他们呵呵大笑一番,一句话噎得你哑巴了:“嗨,您跟它计较啥啊?”

为了挣钱,他们将除了客厅以外的所有空间租了出去。这还不够,他们私开后门,在楼房之间的狭小空间私搭了两间简易工棚房,以七百块一间的价格租给两对夫妇,甚至连我房间隔壁促狭的贮物间也以五百五十元的价格租给一小女孩。那空间宽约一米,长约两米,只有一狭窄的木板床,木板床的上方还用几块木板隔断,上面杂物一直堆到天花板。上这张床,得弓腰曲背才能进去,活像钻进一只倒置的冰箱或硕大胶囊,转身和坐着都困难重重,只能保持躺的姿势;即使躺着,也觉得胸闷。房东自己一家则睡在阳台特制的高低铁床上,两夫妻睡下面,两个儿子睡上面,其创意匪夷所思。他们家的外地亲戚成群结队而来,就在客厅睡沙发打地铺。这样一来,小小房子里人满为患,嘈杂如农贸市场,又出现了地下室里洗澡难排泄难的局面。

这家人在节支方面也不比增收逊色,连刚搬出地下室的我都甘拜下风。洗脸水用来洗脚,洗脚水用来冲洗马桶;洗菜水要么用来灌花,要么用来脏泡衣服。这样一来,客厅、过道和厕所里到处摆满了盛脏水的容器,一不留神就踢翻,满屋子脚臭,你还得连连道歉,捏着鼻子用墩布清理完毕。无论是你洗脸还是洗衣,这女人都会碰巧过来笑嘻嘻提醒你别浪费水。洗澡时你刚把身体弄湿了,她就会过来敲门:“别超过五分钟,当心缺氧。”

我几次发作起来,她马上嬉皮笑脸地上纲上线到环保主义的高度,让你哑口无言。

这家人就像被高强度胶水拧在一起的冤家对头,总为一些鸡毛蒜皮吵得不可开交。哥俩除了互相瞧不起,还瞧不起各自的继母或继父;老两口除了互生厌倦,还在儿子面前捉襟见肘地维护可怜的尊严。他们有时群起攻一人,有时一人攻其余所有人,有时两人对攻,有时两家对攻,有时交叉火力,没完没了。总的战况是,邋遢男人最无尊严,除了那条宠物狗,谁都可以在任何场合拿他来羞辱一番。

这对夫妇刚五十出头,五官俱全四肢皆在,还挺茁壮的,却从不考虑去挣钱,就靠低保和房租生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摆出一付养尊处优状,养花弄草,玩耍宠物;更不妨碍他们在房客面前说话的口气就像收留了一群叫花子。同样是下岗职工,敢情首都的下岗职工就这么牛逼。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忍受一季度。

我隔壁储存间的那个漂亮女孩小艺来自西北某城,当地艺校学生,又一个做明星梦的。小艺沉默寡言,一回来就钻进那个让人窒息的“胶囊”,偶尔在厨房或楼道碰见搭句话。有一次,我看见她买来饭蜷缩在那个狭窄逼仄的床上艰难地吃着,就叫她过来和我合用写字台。小艺很腼腆,对陌生人也很戒备,叫了几次才过来。我开玩笑:“螺丝壳里耍道场,你应该当杂技演员才对啊。”

小艺笑笑:“客厅老是有人。”

我问:“你咋租那地方啊,那是储物的,不是住人的。”

她说她找得急,抱怨道:“还五百五十块呢。”

此后几天,小艺每次都到我房间来吃饭,闲聊一会。一个晚上,我洗漱完毕准备就寝,小艺突然轻轻敲开我的房门。她把房门关严后低声说她要回老家,票都买了,半夜的车。她有些行李,问我能不能送她。她说不能让房东知道了,她没续租,可能房东找她麻烦。我钻进储物间一看,她已经收拾妥当。我们观察了一会动静,拎着大行李包蹑手蹑脚地出了门,我一直把她送上车。

次日早晨,房东一脸狐疑地问我小艺的情况,我说我哪里知道。女的阴阳怪气:“她不一吃饭就钻你那屋里去了吗?”

我不满地说:“啥意思啊?房客不能串门吗?”

男的皮笑肉不笑:“我敲你门了,没人答应。”

我有些火了:“我睡着了——你怎么可以在半夜随便去敲客人的门呢?美梦是无价的。”

“没事,我们也就问问。那女的半夜跑了。”女的说。

“跑了?”我问,“那叫不辞而别。你们有什么损失吗?”

“那倒没有。”女的抱怨,“也不提前打招呼,我又得找人去。”

“你这儿条件这么好,肯定不缺人。”我假惺惺地,“我还有一月,我不会续租了。”

他们很快忽悠来一个新房客,以六百块的价格将他暂时储存在那间储物间,又以九百块的价格将我住的那间预租给那人,然后又设法引诱下一个进贮物间。这么精明的人,不去做人贩子或倒卖军火什么的简直是极大的人才浪费。

4

西单图书大厦,稻麦般密集的人群和海洋一样的书让人犯晕。任何一本书摆在这里立即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电脑里一查,我的书上市两星期才卖了百十本,既兴奋又沮丧。

正拎着一捆沉甸甸的书过天桥,接一电话,那头自称某都市报女记者,劈头就问:“请问你那新书封面上的人体是您吗?”

我猝不及防,马上想到胡蒙,我问:“你咋知道啊?”

她嘻嘻一笑:“记者嘛,我有内线。”

应付了记者,我马上联系胡蒙,责备他胡言乱语,他在电话那边笑个不停:“有了炸弹就要扔出去嘛,还留自个手里啊?”

我警告他:“你别乱说了,出版社可能有意见。”

“我不会乱说,但不能保证他们不能乱写,不过你也别怕。我都不怕。”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光屁股还怕穿衣服的么?你当然不怕。”我得了便宜还卖乖。

随后几天,采访电话不断,统统推到“胡骏”和出版社那里去了。消息陆续出来,经过胡蒙和记者的渲染,变得耸人听闻。很快编辑打来电话责备,阻止这事发酵。

在朋友们的撺掇下,稿费还没拿到手,就呼朋引伴大快朵颐。胡蒙带来了几张报纸,把相关报道念了一段,成了餐前开胃菜。有人说有创意,有人说我胆子大。我便隆重推出模特,大伙大吃一惊,让他站起来转转身,说:“果然是你啊!”

胡蒙得意洋洋地问:“不信啊咋地?”

康妮和格格作证那就是胡蒙,版权所有,如假包换。和胡蒙豪饮过的燕子抬杠:“耳听为虚实眼见为实。”

其他人都鼓掌。胡蒙陡增豪气,开始脱衣服,在脱了上衣准备解皮带时,我制止了他。燕子和格格似乎谈得很开心,我提醒他们别开小会,燕子一挥手:“我们在谈杜拉斯,你们男人不感兴趣的。”

“谁是杜拉斯?”坐在旁边的杨星辰问,我煞有介事:“杜蕾丝的妹妹,但没杜蕾丝那么耐用。”

李皓混进了联合国某援华项目,我介绍他时,就说他是安南(注:安南,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人,听着够吓人的。李皓自嘲说:“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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