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山国，或称之为泽国，不能因为有极少数的大山大泽，就把它叫作山国或泽国。所以，如果要了解全国人民的风气，进而探讨其智德的情况时，必须从其全体活动所表现于社会上的全般情况进行研究。这种智德，或者也可以不称为人的智德，而叫做国家的智德。所以称为国家的智德，是由于指全国人民的智德的总量而言。既知其总量的多寡，也就不难了解它进退增减的情况和明确它的发展方向了。智德的发展，恰如大风，又似河流。大风从北向南吹，河水从西向东流，如果从高处眺望，它的缓急和方向，可以一目了然。但若退入室内，就好象无风；只看堤边好象水不流动，假如遇到障碍物，水流也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变成逆流。但是这种逆流是因为有障碍物而造成的，那么，只看局部的逆流，就很难判断河流的方向了。所以，观察事物，必须高瞻远瞩。例如，经济论里说：“致富的基础，在于诚实、努力、节约三个条件”。现在如果以西洋商人与日本商人就经营的情况来加以比较，则日本商人不见得不诚实，也不见得懒惰，而节俭朴素之风，更不是西洋商人所能及的。但从一个国家在商业上的贫富状况来看，日本就远不如西洋各国了。又如，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象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今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作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人的思想动态，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朝夕不一，昼夜不同。今日的君子可以变为明日的小人，今年的敌人，也可以变为明年的朋友。变化愈出愈奇，如幻如魔，既不可思议，也无法揣摩。所谓他人之心不可忖度，确是一句真话。即使父子夫妇之间，也不能互相推测对方的心理变化。不但父子夫妇，甚至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变化。所谓“今吾非故吾”，就是说明这种情况。这种情形恰如晴雨的不可预测一样。例如在日本古时，有一个叫木下藤吉的，曾偷窃主人六两黄金潜逃，他用这六两黄金作为投靠武门的资本，因而作到了织田信长的部属，后来他渐渐显贵起来，因为仰慕丹羽柴田的名望，遂改名为羽柴秀吉，做了织田信长属下的队长。后来又遇到无数次的事变，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他随机应变，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并以丰臣太阁的名义，掌握了全国政权。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来，没有不称赞他的丰功伟绩的。但是，当藤吉窃取六两黄金潜逃时，他怎能有统一日本全国的志向呢？况且在他侍奉织田以后，也不过是仰慕丹羽柴田的声望，而改了姓名。当时，其志向的渺小可想而知。所以，以他窃取主人的黄金的窃盗身分来说，未被逮捕已经是万幸了。而他以后又当上了织田信长的队长，这从木下藤吉说来，也是喜出望外的事。后来经过几年的成败浮沉，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这从他改名后的羽柴秀吉说来，仍然是意外的幸运。现在他身为太阁，如果回顾往年窃取六两黄金和在他的平生事业中没有一件不是偶然成功的，一定会产生一种如幻如梦的心情。后来学者在评论丰太阁的时候，总是引用他作了丰太阁以后的言行，来论证他一生的为人，所以造成很大的误解。藤吉也罢，羽柴也罢，丰太阁也罢，都不过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他身为藤吉时有藤吉的思想，身为羽柴时有羽柴的思想，及至身为太阁，自然又有太阁的思想。他的思想动态，可分为始、中、末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如果详细分析，他一生的思想动态可以分成一千个甚至一万个阶段，同样也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学者不晓得这个道理，每当评论人物时，总是千篇一律地说，某人幼有大志，某人三岁时出此奇言，某人五岁时有此奇行。有的甚至记述其生前吉兆，或谈论梦兆，来作为某人言行录的一部分。这真可以说是糊涂之至。（在所谓的正史里有这样的记载：丰太阁的母亲梦见太阳入怀而怀孕；后醍醐帝因梦见楠木而得楠氏；又说汉高祖因得龙瑞而生，其貌似龙等等。如果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列举这种妄诞之说，简直是多得不胜枚举。学者高倡这种怪论，不但欺人，而且自己也迷信这种说法，真是可怜！这是由于无原则的慕古，盲目崇拜古人，所以在人死之后追述他的生前事业时，故意把它说成奇迹，而捏造一套牵强附会的妄说，以耸动后人的视听，这简直是卖卜者流的妄谈。）人由于天赋和教育的不同，其志向自然有高下，志向高的想做高尚的事业，志向低的只想做低微的事情。各人的志向大体上都有一定方向，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大志的未必能成大业，成大业的也未必从童年时代就能预见日后的成功。即使大体上决定了志向，但是他的意图和事业都是随时变化随时进退，进退变化永无穷尽的。因为乘偶然的时机，也有完成大业的。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此意。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人的思想变化无法观察。那末，是否可以说，人的思想活动完全出于偶然而没有任何规律呢？绝对不是这样。研究文明的学者，自有观察这个变化的方法。如果根据这个方法去寻求，不但可以知道思想的变化确有一定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的明确，就好象看物体的方圆和读刻板上的文字一样，就是想曲解也曲解不了。那末，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广大群众的思想当作一个整体，长期地广泛地加以比较，然后再去论证它在各种事迹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譬如晴雨，不能以朝晴而预计夕雨，何况在几十日中，怎能预定出有几日晴几日下雨的一定规律呢？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事。但是，若在一年中，平均计算一下晴雨的日数，便可以知道晴天是多于雨天的。并且把这个计算方法从一个地方扩展到一州或一国时，计算晴雨的日数就更精确。如果把这个计算方法扩展到全世界，并且把前数十年和后数十年的晴雨日数都统计一下加以比较，则前后必然一致，连几天之差也不会有的。如果能把这种统计比较扩展到一百年或一千年，其准确性可以达到连一分钟也不差的地步。人的思想动态也是如此。单就一身一家来看，虽不能发现它的规律，但是如果扩展到全国来考察，这个规律的准确性，就象求晴雨的平均日数一样，所得出的比率数是同样精确的。某一国家在某一个时代，它的智德是趋向于某一方面，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发展到某种程度，或者遇到某种障碍后退到某种程度，好象观察有形物体的进退方向同样一目了然。英国作家勃库尔氏著的《英国文明史》中说：“如果把一国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能令人惊奇地发现它的动态是有一定规律的。例如，犯罪也是人的一种思想活动，若单从一个人身上来看，当然看不出活动的规律，但是，国家的情况如果没有改变，每年的罪犯人数，是不会增减的。例如，杀人犯，多数是由于一时的愤怒所造成的。从个人来说，谁能预先考虑到要在明年的某月某日杀害某某人呢？然而根据法国的统计，杀人犯的人数不但每年相同，并且连用以杀人的凶器种类，每年也没有差别。更奇怪的是自杀。自杀这件事，本来不是别人可以命令的，也不是别人可以劝说、引诱或强迫的，而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所以，不可能认为自杀的数目会有什么规律。但是，从1846年到1850年中间，每年伦敦的自杀人数，多则266人，少则213人，平均240人，几乎成了固定的数目。”以上是勃库尔氏的论述。现在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譬如在商业上，卖主不能强迫买主购买，买与不买的权利完全由买主决定，但是，卖主在进货的时候，由于考察市场的需要情况，所以他就能作到不积压商品。米麦布匹等物不会腐烂即使进货多了一些，也不致立刻受到损失。在暑热的季节采购鱼肉或日本点心的商人，如果早晨购进的东西，当天不能卖出，就会立刻受到全部损失。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到东京的糕点铺去买这种点心，你就会知道那里整天在卖的蒸糕，一到傍晚便会售完，从未听到有剩下变坏的。其供应适宜的情况，仿佛卖主和买主预先约定好了。在傍晚去购买点心的人，好象不管自己是否需要，惟恐糕点铺有货卖不完似的。这不是怪事吗？糕点铺的情形是这样，那末，再问问每个住户在一年内究竟吃几次这类点心，在哪个铺子买，买多少，恐怕谁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不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去考察，但若是把全市的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可以知道想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也有一定规律，并且可以很准确地掌握其动向。
所以，天下的形势，不可只就一事一物加以臆断。必须广泛地观察事物的动态并考察实际上所表现的全般情况，然后彼此加以比较，否则不能明了真实的情况。这种广泛地研究实际情况的方法，西洋人叫作统计学。这个方法，对研究人类的事业和衡量其利害得失，是不可缺少的。据说，近来西洋学者，专用这个方法研究事物，收获很多。把社会上有关土地人口的多寡、物价工资的高低、婚姻、出生、疾病、死亡等数字，都统计出来制成表格，互相加以对照比较，即使是无从探索的社会问题，也可以一目了然。例如，据说在英国，每年结婚的人数，随着食粮价格的升降而有所增减，粮价上升，结婚人数减少，粮价下降结婚人数就增多，从无例外。在日本，还没有编制这种统计表格的人，所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