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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原则研究事物，对于寻求事物动态的原因，将有很大帮助。本来，事物的动态，必定有它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又可分为近因和远因两种，近因易见，远因难辨。近因的种类较多，而远因的种类较少。近因容易混淆视听，而远因一经查明，就确定不移。所以寻求原因的关键，在于从近因逐渐溯及远因。追溯得越远，原因的种类就越减少，并且可以用一种原因解释几种动态。譬如使水沸腾的是柴火，使人呼吸的是空气，所以空气是呼吸的原因，柴火是沸腾的原因。但只查明这个原因，还不能算彻底。原来，木柴所以能燃烧，是由于它本质里的碳和空气里的氧互相化合而发热；人所以能呼吸，是由于吸进了空气里的氧，在肺里和血液中过剩的碳相化合，然后又呼出。所以木柴和空气只是近因，氧才是远因。因此，水的沸腾和人的呼吸，两者的作用既不相同，近因也就不同，所以必须再进一步求得远因的氧，才能把沸腾的作用和呼吸的作用归纳于同一的原因，而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上面所说的关于社会上的婚姻多寡的问题，其近因好象由于当事人的意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其他各种条件都适合而促成的。但是，这些近因不但不能说明其真实情况，反而会引起混乱，迷惑人的耳目。因此，必须舍弃这些近因，进一步寻求其远因，了解到粮食的价格，这才发现制约婚姻数字多寡的真正原因，得出确定不移的规律。
现在再举一例来说明。譬如这里有一个酒徒坠马伤腰，从而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如果要问这个病症究应如何治疗，是否由于是坠马，就要在腰部贴上膏药，完全按照跌打的疗法来治疗呢？如果这样治，他一定是个庸医。本来，坠马只不过是发病的近因，而实际上是由于他多年饮酒不知养生，早已引起了脊髓衰弱，恰在这个病症将要发作时，从马上跌下来震动了全身，因此才突然发作，成了半身不遂之症。所以治疗方法，只有先戒酒，使致病的远因即脊髓的衰弱得以恢复。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了这种病源，治疗也很容易。但是，讨论社会文明的学者，就不然了。他们多是庸医之流，只知迷惑于当前耳目所见闻的现象，而不知寻求事物的远因，不是被这个所迷惑，就是被那个所蒙蔽。象这样的人也要标奇立异，妄想作大事，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等于胡闹。为这种人着想，真是可怜！若为社会着想，也非常可怕。
上面讲过，世界上的文明，既然是普遍赋予于一国人民的智德的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和国民的智德有关联的，不是区区两三人所能为力的。全国的形势不是凭主观想使它前进就能前进，也不是想使它停留就能停留的。下面再举两三个历史上的事例说明这个道理。本来在讲理论时，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冗长难免使读者生厌，但是，根据历史来谈论事理，犹如给小孩吃苦药时掺点糖使他适口些一样。因为初学的人，理解无形的理论比较困难，如果掺些历史事例说明理论，就能帮助他理解得快些。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是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后世的学者，也无不为他们的遭遇而落泪。他们说孔子不遇时，孟子也是如此。再如菅原道真之被谪于筑紫，楠木正成战死在湊川等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古今把偶有成功于一世的，称之为“千载奇遇”，这正是说明遇时之难。那末，所谓“时”是指什么呢？是否说，周朝诸侯如果能任用孔孟，委托国政，天下必然大治，而没有重用他，这是诸侯的罪过呢？道真的远谪、正成的战死，难道也是藤原氏和后醍醐天皇的罪过吗？如果说“不遇时”就是不合两三个人的“心意”，那末所谓“时”，难道就是由三个人的心意形成的吗？假使周朝诸侯，偶然重用孔孟，后醍醐天皇听从楠氏的献策，果然就能象今日的学者所想象那样，完成千载一遇的大功而成大业吗？所谓“时”，和两三个人的愿望没有什么差别吗？所谓“不遇时”，就是指英雄豪杰的愿望和人君的愿望互相矛盾的意思吗？依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楠氏之战死，不是后醍醐天皇不够明智，而是另有使楠氏陷于死地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下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就好象轮船的航海，执掌天下大事的人，就好象航海人员。假使这里有一只一千吨的轮船装有五百马力的蒸气机，如果航速每小时五浬，十天可以航行一千二百浬，这就是轮船的速度。任何航海人员，用任何方法，也不能把这五百马力增加为五百五十马力，也无法把一千二百浬的航程缩短为九天。航海人员的职责，只是在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充分发挥驾驶的作用。假如有两次航行，初次用了十五天，第二次只用十天就到达了目的地，这并不是由于后者的技巧，而是由于前者拙笨，第一次的航海人员妨碍了蒸气机发挥潜力。人的拙笨是没有限度的，同是驾驶一只轮船，就有用十五天，也有用二十天完成航程的，甚至也有完全不能开动的。但是，人无论怎样机灵，也决不能使机器发挥出它所没有的能力。社会上的治乱兴衰，也是如此。如想改变大势，仅由二三个执掌国政的人来支配全国人心的趋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违背人心强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愿望呢？其困难犹如陆地行舟。古来英雄豪杰成大事业的，并不是用他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只不过是没有阻碍人民智德的进步罢了。试看全国的商人，不是夏天卖冰，冬天卖煤吗？这完全是顺应一般人的心理。如果有人在冬天卖冰、夏天卖煤，恐怕没有人不说他是个愚人。可是，唯独英雄豪杰就不然。他们在风雪的严冬想卖冰，如果没人买，就归罪于不买的人，而大发牢骚，这是什么道理呢？真是太没有头脑了。英雄豪杰如果忧虑冰卖不出去，最好是把它贮藏起来，等到夏天再卖，而在等待期间，倒不如努力宣传冰的功用，使人们普遍知道他那里有冰。假使这种东西真正有用，只要时机一到，就不愁没人来买。假使没有真正的功用，从而根本没有可能卖掉的话，就应当坚决地停止这种营业。
在周朝末期，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随着这种束缚的逐渐松弛，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天下四分五裂。这时，封建贵族互相争霸，没有人仰慕唐虞禅让之风，天下人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庶民。所以，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这样。在这个时期惟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孔子的事业远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到了孟子的时候，情况就越发困难了。当时的封建贵族，已经逐渐趋于统一，扶弱抑强的霸业已经行不通，而形成了强吞弱，大灭小的兼并局面。当时，苏秦张仪之辈，奔走四方，或助其成，或破其策，忙碌于合纵连衡的战争之间，贵族本身尚难自保，哪有余暇去关怀人民，考虑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呢？他们只顾集全国的力量，以应付战争，谋求君主一己的安全而已。当时即使有圣明君主，听从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恐怕也将随着政治的崩溃而危及本身的。例如滕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孟子也无良策，这就是一个佐证。我决不是偏袒管仲苏张，摈斥孔孟，只是慨叹这两位大师不识时务，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不仅被人嘲笑，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是把他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弊病。本来，孔孟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