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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氏的死，也是时势所使然。当时日本王室政权旁落已经很久，即从保元、平治以前，军事大权就完全操在源、平二氏之手，天下的武士没有不隶属于他们的。源赖朝承袭父祖的遗业，起于关东，日本全国没有一人敢和他相抗衡。这是因为全国人民都畏服关东的威力，只知有源氏，而不知有王室的缘故。后来北条氏相继执掌政权，仍能保持镰仓的旧观，也是凭借源氏的余荫。及至北条氏灭亡，足利氏兴起，也是依靠源氏的门阀。北条足利时代，各地的武士虽然曾以“勤王”名义兴兵举事，但其真正目的是想打击关东，以猎取个人功名。假使这些所谓勤王之辈果然得志，必定同样会变成北条第二或足利第二。若为天子着想，不过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罢了。这种情况可从织田、丰臣、德川等的历史事迹得到证明。自从镰仓以来，举事于天下者，没有一人不是打着勤王旗帜的，但在成功之后，又没有一人是实行勤王的。所以勤王，只是作为举事时的一种借口，成功以后并没有成为事实。史书中写道：“后醍醐天皇在灭北条氏以后，首赏足利尊氏之功，并使其位列诸将之上，新田义贞次之，楠正成等真正勤王的功臣，则置于不顾。致使足利野心得逞，王室再度衰微。”直到如今，学者读到这一段历史，莫不切齿痛恨尊氏的凶恶，叹息天皇的不明智。其实这是不知时势的论调。在当时，天下大权，掌握在武人之手，而武人的根据地又在关东，消灭北条的又是关东的武士，使天皇复辟的也是关东的武士。足利氏是关东的名门，威望一向很高，当时关西的各族虽起义勤王，但是足利氏若不改变态度，天子怎能复辟呢？事成之后，把足利尊氏列为首功，原非天皇有意奖赏足利尊氏的汗马功劳，而是顺应时势不得不敷衍足利氏的威名。从这件事就可以判断当时的形势了。尊氏自始至终没有勤王之意，因为他的权威并不是由于勤王而获得的，乃是足利氏一族固有的权威。他勤王是为了推翻北条，对自己有利。既然推翻了北条，不用勤王名义，也能保全自家的权威，这正是他反复无常和盘据镰仓长期独立的原因。至于楠木正成就不然了，他出身于河内的一个贫寒家庭，用勤王的名义，仅仅募集了数百士卒，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奇功。但他的威望不高，又怎能和关东的名将相比呢？在足利氏看来，他不过等于自己的部属罢了。天皇并非不知正成的功劳，但也不能背谬人心，把他列为首功。所以说，足利是驾御王室的，而楠氏是受王室驾御的。当时的形势如此，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正成本来是由于勤王二字而起家的。所以，只有天下勤王的风气越盛，正成的威望也就日隆，否则，正成只有衰败下去，这是必然的道理。尤其从首倡勤王的正成不得不甘心隶属于尊氏之下，而天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可以想象到当时天下勤王的声势是很微弱的。微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只是由于后醍醐天皇个人的不明智。试看保元平治以来，历代的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如王室父子相残，兄弟阋墙，或依靠武臣自残骨肉。及至北条时代，情形更为严重，不单陪臣司掌了天子的废立，甚至王室各支也有互相向陪臣进谗，互相倾轧，以争夺王位的。因为他们忙于争夺继承王位，无暇顾及国政，所以置天下大事于度外，这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天子并不是统治天下的主人，只不过是屈服于武人威力下的奴隶。（如伏见帝曾密谕北条贞时，诉说立龟山帝后代之不利，因而改立伏见帝的皇子为后伏见帝。但是，伏见帝的从兄后字多天皇又向贞时请求，于是又废了后伏见帝，改立后宇多帝的皇子为帝。）后醍醐天皇虽然不是明圣的君主，但比起前几代的皇帝，言行颇有可取之处，又怎能把王室衰微的罪责完全加在他的身上呢？政权的脱离王室，并不是由于别人夺去，而是由于积年累月的趋势，王室自己放弃了权柄，让别人拾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的缘故。所以在当时即使天皇圣明，并且得到十个正成作大将军，但在积弱之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决不是人力所能及的。由此看来，足利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楠氏的战死也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其必然的道理。所以说，正成的死，不是由于后醍醐天皇的不明智，而是时势所造成。正成不是败于尊氏而死，而是由于违逆时势为敌而败亡了。
如上所论，所谓英雄豪杰的不遇，只是没能适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已。所谓得千载一遇的机会而成其大业的，也不过是恰好适应了时势，使人民得以充分发挥了力量罢了。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既不是四十八位勇士的创业，也不是华盛顿一人的战功。四十八勇士只是把十三州人民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力量具体地表现出来，而华盛顿则把这个力量运用在战场上罢了。所以，美国的独立不是千载一遇的奇迹。即使当时战败，一时未能成功，但还会有四百八十勇士，十个华盛顿出现。总之，美国人民必然要独立的。近例如四年前的普法战争，有人说，法国的败北是拿破仑三世的失策，普国的胜利是宰相俾斯麦的功勋。这是不对的。并不是拿破仑和俾斯麦智愚悬殊，其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趋势。普鲁士人民能团结一致所以强盛，法国人民党派分歧所以衰弱。加以俾斯麦能顺应这个趋势发挥了普国人民的勇敢，而拿破仑则与法国人民的希望背道而驰，违背了人心。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假设现在让华盛顿作中国的皇帝，让惠灵吞作他的将军，率领中国军队同英国军队作战，结果胜负如何呢？即使中国拥有大量的军舰大炮，也要被英国的土枪和帆船打败的。由此看来，战争的胜败，既不在于将帅，也不在于武器，而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如果率领数万将士作战而吃败仗，这与士兵无关，只能归罪于将帅的无能，因为他妨碍了士兵的行动，未能使士兵充分发挥勇气。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假定今天的日本政府，把行政效率不高，归咎于长官的无能，于是为了寻求人才，录用这个，或拔擢那个，但试行的结果，对事务本身仍然没有改变。或者以人才不够为理由，聘请外国人当教师或当顾问，向他们请教，但是行政效率依然不能提高。若从行政效率不高这方面来看，政府的官员好象实在是无能，聘请的外国教师和顾问也好象都是愚人。其实，现在的政府官员都是国内的人才，而聘来的外国人，也不是特意挑选来的愚人。那么，行政效率为什么总不见提高呢？必然另有原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每当实际推行政务时，必有无可奈何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它的原因。这种情况是极难形容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寡不敌众”。政府失策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寡不敌众。政府官长并非不知失策，知道为什么还要作呢？这是因为官长势孤，群众的舆论势大，实在无可奈何。要问这个舆论的来源，是无法找到的，就好象从天而降似的，但是它有足以左右一个政府的政务的力量。所以行政效率不高，不是二三官员的罪过，而是群众舆论的过错。世人切不可错误地归咎于官员的处置不当。古人认为正君心之非最紧要，可是我的说法完全相反，我认为国家的要图，首先在于纠正群众舆论的错误。身为官员的，因为亲自接触国事，其忧国的心情也当然比较深切，本来应该忧虑群众舆论的错误而设法予以纠正。但是有些官员并不这样，他们不是赞同这种舆论的一分子，就是迷惑于这种舆论，变成了这种舆论的同情者。这种人真正是身居忧人的地位，反而作出令人忧虑的事情。政府的失策往往在于，好象自己制定，自己又来破坏，这都是这班人造成的。从国家看来，如果说这也是属于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那末，一切忧国之士就必须大力提倡文明，不论官员和平民，都应该从迷惑中清醒过来，以改变群众舆论的方向。舆论之所趋是天下无敌的，区区的政府何足虑！小小的官员又何足怪呢！本来，政府是随着舆论为转移的。所以，今日的学者不必责备政府，而应该忧虑舆论的错误。
有人或者再说：如果按照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