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要看暴政力量和人民智力的强弱来决定。政府的暴力和人民的智力是互相对立的，这个得势，那个就要失权，那个得势，这个就要鸣不平，两者的对比恰如天秤的均衡一般。在德川氏的政权全盛时期，天秤始终是偏重于一方，到了末期，人智稍微有了进步，在天秤的另一端，才能放上一个小小的砝码。从天明文化年代以后所出版的那些书籍，就可以说是这个砝码。但是这个砝码的重量太轻了，根本不能使天秤平衡，又怎能谈到打破这个平衡呢？若没有后来的开港问题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平衡颠倒过来，使智力获得优势，谁也不能预测。幸而在嘉永年间佩里渡海来到日本，这才为改革创造了条件。
自从佩里来日，德川政府和各国缔结了条约之后，世人看到政府的措施才知道政府的懦弱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和外国人接触，听到他们的言论，或阅读外国书籍和翻译书刊，见识越广，民势越盛，于是觉悟到幕府虽然暴虐如桀纣，但完全可以用人力把它推翻。这种情况正如聋瞎的耳目顿开，闻见了声色一般。首先出现的就是“攘夷论”。而这个议论产生的根源，决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是出于要划清敌我界限，出于保卫祖国的一片热忱。有史以来，初次与外国人接触，犹如从黑暗沉寂的深夜，走到喧哗纷扰的白昼，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奇奇怪怪，没有一件是适意的。这个意并不是私意，而是在思想上仅仅考虑到日本和外国的区别，想要挺身而出以肩起祖国伟大事业的意图，所以这不能不说是为公。在明暗突然变化时期，必然会眼花缭乱，议论的条理也不可能周密，行动也必然粗暴鲁莽。总而言之，爱国思想虽然粗犷和不成熟，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国家，完全是为公的。他们揭示的主张，唯一目标在于攘夷，所以是单一的。以为公之心提倡单一之论，其势必强，这就是攘夷论从开始就得到了响应的原因。社会人士一时也受到了这个影响，还未看到和外国交际的利益，就产生了憎恶外国的情绪，把天下的坏事完全归罪于和外国交际上。假使国内发生灾祸，就认为这是外国人造成的，那是外国人策划的，以致举国上下都不愿意和外国人交际，即使有人愿意和外国来往，也不得不附和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然而，唯有幕府不能不首当其冲，要和外国人接触，并根据道理办事。幕府当局也未必喜欢外交，不过因为慑于外国人的威力和不能解答外国人提出的问题，许多人不得不讲些道理。但从攘夷论者看来，这种作法只是一种因循姑息。这时，幕府好象被夹在攘夷论者和外国人中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能保持平衡。幕府愈发暴露弱点，攘夷论者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地主张攘夷复古，尊王讨幕，倾其全力以打倒幕府，驱逐外夷。在当时虽然也发生很多杀人、纵火等为士君子所不取的举动，但是推翻幕府这一点，众论却始终一致，全国的智力整个地指向了这个目标，终于在庆应末年完成了革命大业。若按当时发展趋势，在革命复古之后，本应立即攘夷，但却没有这样做。在推翻了万恶的幕府以后，按理说应该停止行动而并没有停止，却同时又排斥了诸侯和士族，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攘夷论只不过是革命的开端，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近因。总的智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于此，它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复古攘夷的主张为先锋以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所以举事的既不是王室，要打倒的也不是幕府，而是一场智力和专制制度的生死搏斗，掀起这次战争的就是全国总的智力。这就是事件的远因。这个远因早从开港以来就以西洋文明学说作为援军而逐渐强大起来，但是，为了展开一场智战，必须有个先锋队，于是乎才和近因结合起来一同走向战场，而完成了革命的壮举取得了胜利。先锋队的主张虽然曾经一度发挥过英勇作用，但在胜利以后，方始发觉它的组织松懈不巩固，因而逐渐放弃暴力，参加了智力的阵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后如果这个智力的权势越大，从而使那粗浅的爱国观念变为精深的爱国思想，使那未成熟的成熟起来，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团体，则将是无限的幸福。所以说，王制复古，并不是凭借王室的威力，而只是国内的智力假王室的名义而成了事；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
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实际上参与这个舆论的人数，计算起来却为数甚少。日本全国人口以三千万计算，其中农工商的人数占二千五百万以上，而士族还不足二百万人，另外把儒医、神官、僧侣、浪人等姑且也列入士族以内，假定大约五百万人属于华族士族，二千五百万人为平民，那末，由于平民自古以来就不参与国事，当然对于这次事变，也是漠不关心的，因而，很显然这个舆论是由士族的五百万人之中产生的。在这五百万人当中，愿意改革的仍占极少数，首先最不欢迎改革的是华族，其次是大臣冢宰，再其次是高禄的武士。改革对于这些人是不利的，所以，他们根本不赞成改革。自古以来，腰缠万贯，无才无德，在朝为高官、在野为富豪之辈，能为国家仗义疏财取义杀身成仁者，简直如凤毛麟角。所以在这次改革中，不论士族或平民，这类人物仍然极少。赞成这次改革的都是在藩府中没有门阀的，或虽有门阀，但经常不得志心怀不满的，或是无官无禄的贫寒书生。总而言之，凡是赞成改革的都是一些有才智的穷人，并且一旦发生事变，对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种情况征诸古今历史也可以得到证明。策划这次改革的人，在五百万士族中，还不够十分之一，除去妇孺，人数就更无几了。不知从何处突然发出了这种新奇的学说，莫名其妙地传布在社会上，首先响应这个学说的，当然是富有才智的人。周围的人，或者被这个学说说服的，或者受其威胁，也有盲从附和的，也有被迫顺从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主张终于成了全国的舆论，压倒了天下大势，打倒了暴虐如桀纣的政府。后来实行废藩置县，对于华族士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不赞成的十居七八、而赞成这个办法的只不过十之二三。但是，这十之七八的人数，就是所谓的守旧派。这派人智力非常短浅，在分量上远不及占总人数十之二三的改革派。守旧派和改革派在人数上，虽然是七八对二三的比例，但在智力的分量上，比例却是相反的。改革派就是用这种智力的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从而使十分之七八的多数人不得恣其所欲。在目前的情况下，真正的守旧派已经很少，就是在旧士族当中也没有人主张保持禄位了。国学和汉学的古学家，大部分也改变了主张，或者牵强附会地制造了一套论调，企图掩饰自己学说的本来面目，而混入改革派。表面上说是求和实际上是要投降。当然，求和也好，投降也好，相处日久，实际方向自然会趋向一致，而共同走上文明的道路，这样一来，改革派的队伍就逐渐扩大了。但是，最初策划举事而获得成功，并不是由于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智力战胜了多数人。假如在今天守旧派中出现了有智慧的人物，逐渐扩大党羽，大事宣传保守思想，那末它的势力也一定会壮大起来，也非改革派所能阻挡得住的。但是，幸而守旧派里有智力的人极少，即便偶尔出现一个人物，也要背叛该派而不为其效忠。
从前段的论证，可以明了事情的成败，不是由于人数多寡，而是由于智力的高下。因此，处理一切社会事件，都必须顺应智力所指引的方向，切不可为了迁就十个愚者而招致一个智者的责难，也不可为了博得一百个愚者的赞许而引起十个智者的不满。被愚者指责不足为恥，受愚者赞许也不足为荣。不能以愚者的褒贬作为处理事物的准绳。例如，后世的政府，有时遵循周礼所记的乡饮耆宾之义，给人民以酒馔，但是，不能因为看到这些人民欣悦，而推断这一地方的人心。尤其在现今日臻文明的人类世界上，接受别人的惠赐酒食而感觉欣悦的人，如果不是饥饿者就是愚民。看见这种愚民的欣悦而欣悦的人，也无非是和愚民差不多的愚民而已。根据古史的记载，国君有到民间微行私访，听到童谣而有所感怀的，这未免过于迂阔了！固然这是古老的事情，不足以为凭，可是，在今天确有与此相类似的人。这类人就是独裁政府所用的特务。政府施行暴政，恐怕人民不服，所以派遣小人暗中刺探社会的情况，企图听取他们的密报来处理政务，这类小人就叫作特务。但是，这些特务究竟能接触到一些什么人听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事无不可对人言，而真正阴谋作乱的人，他的才智自然比特务高明得多，谁肯把机密透露给这些特务呢？所以说，特务之类，只是受金钱驱使，徘徊于市井之间，接触些愚民，听些愚言，再加上自己的臆断揣测而报告主子而已。对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只是消耗他主子的金钱，买来了智者的嘲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虽长期使用特务，但在和普鲁士的战争时，没有探得国民的真情实况，结果不是一败涂地而遭生擒吗？这不可不引为殷鉴！政府如果真要了解社会的真情实况，则莫如使出版自由，倾听智者的议论。对著作和报刊加以限制，堵塞智者的言路，只利用特务来探索社会动静的办法，正如把生物密闭起来，断绝空气流通，而从傍窥伺其生死一般。这有多么卑鄙呀！如果想致之于死地，可以打死、烧死。如果认为人民的智慧，对于国家有害，就应该采取秦始皇的办法，既可以禁止全国人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