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明。要知道，文学技艺是属于智慧的范畴，传授智慧，不一定非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可，只要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就行。那末，认为耶稣教有利，神儒佛迂阔的见解，这岂不是有识之士的误解吗？我并不是厌恶耶稣教传教士，只要是有智慧的，不管他是耶稣教传教士也好，普通的教师也好，并没有爱憎之分，只是欢迎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人而已。假使除耶稣教传教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正直的人，当然一切事情只好向传教士学习。但是，耶稣教不见得是正人唯一的所在。广大的世界里，自然也有许多博学正直的仁人君子，任凭人们自由选择，有什么理由非专向耶稣教寻求不可呢？总之，并不是宗教本身有什么利弊，而是由于信教人的智慧高低而其价值有所不同。不论是耶稣教，或者佛教，如果到了愚人手里，只能为愚人所用。今天的神儒佛教正因为掌握在神职僧侣和儒者手里，由他们来教化今天的人民，所以才陷于迂阔。如果使这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努力学习，用文学技艺装饰他们的宗教，能够使文明人也听其说教，则这个宗教必然立即声价百倍，甚至普遍受到景仰。用比喻来说，宗教如同刀，奉行宗教的人民如同工匠，虽有利刀如果落在拙工手中就没有用处。不文明的人就是有了德行，也不能发挥文明的作用。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们，可以说是把工匠的巧拙，误认为是刀子的利钝了。所以说，私德须依靠智慧才能发扬光大，有了智慧的指导，私德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智德不能兼备，则社会文明就无从设想了。
讨论汲取宗教的得失，虽然不是本章的目的，但因在论述中牵涉到这个问题，只好顺便谈一下。无论要求得到什么事物，总是为了取得我所没有的，或者我所缺少的东西。比方有两个要求、需要决定先后缓急时，应该首先观察我们现有的情况，考虑哪个是我们完全没有的，或二者之中哪个是最缺少的，然后决定其先后缓急。并不是需要这一个而不需要那一个，而是二者都需要，只是应有先后缓急之别罢了。前面已经谈过，文明是一国人民的智德表现在外部的现象。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这是普遍承认的。然而，日本未能达到文明，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两个要求。因此，进步的学者必须广泛地观察日本全国情形，衡量轻重，分清孰多孰少，否则，就不能分清先后缓急。无论如何不明智的人，也不会认为日本全国人民道德不足而智慧有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提出一二例。本来，在日本流行的德教是神儒佛，在西洋流行的德教是耶稣教。耶稣和神儒佛的学说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主旨上，彼此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正如，日本认为雪是白的，西洋也说是白的，西洋认为炭是黑的，在日本也是黑的。关于德教问题，东西两洋的学者都在争相宣扬自己的教义，或著书立说，或驳斥异说，迄今仍争论不休。从争论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东西两洋的德教没有多大的优劣。两种力量如果相差悬殊，无法匹敌，根本就争论不起来。从未看过牛和猫角斗，也从未听说大力士和小孩摔跤，争斗必在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发生的。耶稣教是以西洋人的智慧来修饰维护的宗教，所以其精巧细密绝不是神儒佛教所能比拟的。但是，当西洋传教士来到日本，极力宣扬耶稣教，排斥神儒佛，企图争得地位的时候，神儒佛的学者不甘示弱，也著书立说以与之相抗衡，终于形成喧吵争论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西洋的德教不见得就如牛和力士，日本的德教也不见得就象猫和小孩，并证明了东西双方的德教是正处在不相上下的地位。谁为高，谁为下，我倒不想过问，但是我们日本人信奉自己的宗教，受这种德教的薰陶，若在私德的厚薄上与西洋人比较，即便不是伯，也必是仲。若离开宗教问题而单从事实来看，在不文明的日本人中可能成伯的，反而会比西洋人多。所以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问题，按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件可向西洋夸口的。日本值得夸耀的，并非天然物产，只有山水风景而已，至于发明创造，简直是闻所未闻。如果我们没有同他们竞争的意图，西洋人也不会和我们竞争。西洋人对本国的事情虽然很自负，但是从未听过他们夸耀火车便利，而驳斥排子车不便利，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智慧相差太远，象牛和猫一样，是不会发生争端的。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刻考虑的。
再举一个例子。乡村里有一个人物是个旧藩士族。在废藩以前，每年的俸禄有二三百石，事君忠，事亲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举债必还，交友必谨，从未作过亏心事，更没有欺诈盗窃的行为。虽然有时曾仗势欺压过庶民百姓，但认为这是由于成分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事于心无愧。其他如治家勤俭，修身严谨，弓马刀枪百般武艺无一不通，只是目不识丁。这种人现在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教之以德？还是授之以智？如果对他进行道德教育，突然授以耶稣的十戒，他对于前四条，或许因为这是他生平闻所未闻尚可以接受，但是，听到第五条时，他一定会说，我本来就孝敬父母，我也没有杀人的意图，又怎能做出奸淫和偷盗的行为呢？这样逐一加以反驳，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当然耶稣的教训，并不仅仅是这十条戒律，必然有其深奥意义。孝敬父母自然有孝敬的方法，不杀人也有不杀人的道理，不奸淫有不奸淫的意义，不盗窃有不盗窃的意义。所以，对他讲解这个道理，能够反复仔细地讲解透彻，也可能使他心里有所感动。但是，关于德行方面，从这个士族平生的行为看来，至少也有相当的心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看他的智慧，可以说完全是空虚的。他也许能辨别五色，但根本不懂天然七色的道理；虽然也能嘘寒问暖，但不懂寒暑表升降的道理；虽然饮食有时，但不懂钟表的用法；除自己家园以外不知有日本，除日本以外不知有外国；这样的人怎能了解国内的形势？怎能懂得外交呢？只知慕古风，守古法，一家之内恰似一个小天地，眼界所及，局限于家庭之内，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对于世界万物完全是一无所知。废藩一举推翻了这个小天地，今天这些士族已经是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如果评论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愚而直，此外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评语了。这类愚直的人，不限于旧藩的士族，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类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学者和政府引以为忧的。然而，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为什么还对这些愚民忙于传授耶稣教，想来提高他们的道德，而对他们的智慧却反而置之不问呢？或许在识者的眼里只看见愚而不直的人。但是，社会上愚而直的人仍然很多。识者对于这类人将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否是想使其直的更直，愚的更愚呢？这种做法真可谓不分先后缓急。洋学家们不是常常讥笑日汉古学家的迂阔吗？为什么讥笑呢？无非是责备他们缺乏智慧。但责备别人却自蹈其复辙，自己的主张，自己又把它推翻，真是糊涂之至。
宗教是随着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不断变化的。如耶稣教最先是在罗马时代兴起的，罗马的文物虽曾盛极一时，但是从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当时不过是个野蛮无知的社会而已。所以耶稣教在那个时代，能适应人们的智慧，提倡了荒诞的学说，社会上既无责难，也不感觉惊讶，而在几百年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在这期间自然也得到了一种权力，因而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这种情形，恰如暴虐政府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群众一样。但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力量好象奔腾的江河急流不可抑制，宗教的权力终于衰微。这就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亦即排斥罗马天主教，而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新宗派，从此以后两派互相对峙，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新教方面逐渐取得了优势。这两个教派，本来是出于一个耶稣教，其信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但新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简化了宗教的仪式，废除了历来的虚妄之说，顺应了近世的人心，符合了知识进步的要求。总之，旧教是浓厚而近于愚顽，新教是澹泊而生气勃勃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此。这可以说是反映了古今人心文化的不同。
如果按上面所述那样，则应该是在欧洲各国文明先进者一定信奉新教，落后的信奉旧教，但事实却绝对不然。例如，现在的苏格兰和瑞典人民很多迷信妄诞之说，远不如法国人颖敏活泼。因此，不能不说苏格兰和瑞典不文明而法国文明。但是，法国信奉旧天主教，而苏格兰和瑞典却信奉新教。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在法国如果不是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