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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里又有一群人民。生活情况虽然自由自在，但是一切毫无秩序，也毫无权利平等的气氛，大欺小，强凌弱，只凭暴力支配整个社会。例如，昔日欧洲的情形就是如此。这能叫做文明开化吗？文明的种子虽然在这里开始萌芽，但这种情况依然不能叫做文明。
第四、这里又有一群人民。人人都有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人人可以各尽所能，也没有大小强弱之分，他们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各人的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然而，这些人民尚未懂得人间社会的意义，每人都把他的力量，用于个人身上，不能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不知国家为何物，也不理解交际为何事，世世代代，有生有死，出生时的情况和死去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经过若干世代，在这块土地上仍看不到人类蓬勃发展的迹象。例如现在的所谓野蛮人就是如此。虽然自由平等的风气很浓厚，但是这能够说是文明开化么？不能。
从以上四个例子来看，没有一个能称得起是文明的。那末，怎样才能叫作文明呢？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但是，仅以身体的安乐就能叫做文明吗？不是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单为衣食，若仅以衣食为目的，人就与蚂蚁或蜜蜂无异了，这不能算是合乎大地自然。或者仅以道德高尚就能叫做文明吗？也不是，如果这样，天下人都将成为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了，同时这也并非天命。所以，如果不能使人的身心各得其所，就不能谓之文明。而且人的安乐是没有限度的，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没有止境的。所谓安乐，所谓高尚，是指正在发展变动中的情况而言，所以，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前面说过，文明是至大至重，而且是包罗人间一切事物，其范围之广是无边无际，并且不断在向前发展着。人们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就要发生很大错误。比如有些人说：既然文明是人的智德的表现，可是现在西洋各国人，却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既有用欺诈办法营商的，又有用威吓手段谋利的，这能叫作有道德的人民吗？又如号称最文明的英国，在其统治下的爱尔兰人民，不谙生活之道，一年到头只吃马铃薯过活，这能叫作有智慧的人民吗？由此看来，文明未必是和智德联系在一起的云云。可是，说这种话的人，认为目前的世界文明已经登峰造极，而不了解文明是指正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今天的文明还没达到路程的一半，岂能遽然要求它尽善尽美？象这种无智无德的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疾病。所以对现代社会，要求文明登峰造极，犹如在社会上寻求一个十足健康的人一样。世界人口虽多，但是能够找到一个身无疾患，从生到死不得一点疾病的人吗？决不可能的。从病理上来说，一般人纵然似乎很健康，充其量只能说是带病的健康，国家也象人一样，纵然称为文明，也绝不会毫无缺点的。
又有人说，既然文明是至大至重的，社会上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住它。然而，文明的本义，不是在于上下权利平等吗？试看西洋各国文明的情况，改革的第一步，首先是推翻贵族。如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就是这样，近者如我们日本，也是同样地实行了废藩置县，士族失去了特权，贵族也丧失了威风，文明的意思可能就是如此。若从这个道理去推论，文明国家似乎是不应该拥戴君主，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回答是：这完全是用一只眼观天下事的说法。文明之为物，不仅既大且重，并且既宏且宽。文明既然至宏至宽，岂能没有容纳国君之地？既可容纳国君，又可保留贵族，何必拘泥这些名称而发生怀疑呢？基佐氏的“文明史”讲道：“君主政治，既可以在国民等级之区分极其严格的印度施行；又可以在人民权利平等，完全没有上下等级之分的国家施行，同时还可以在专制压迫的国家施行，而且也可以在开化自由的国度施行。君主恰如一个珍奇的头，政治风俗就好象躯体，以同一的头可接于不同的躯体。君王恰似一种珍奇的果实，政治风俗好象树木，同一的果实可结在异种的树木上。”这些话的确不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的。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体制，虽然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等不同的体制，但是不能单从体制来判断哪种好，哪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不使偏于极端。君主未必不好，共和政治也未必都好。如1848年，法国的共和政体，徒具公平之名，实际却极残酷。奥国在法兰西斯二世时代，虽是专制政府，而实际却很宽宏。现今美国的共和政治优于中国政治，但是墨西哥的共和政治则远不及英国的君主政治。所以，奥国和英国的君主政治虽好，但不可因此而推崇中国的君主政治。美国的共和政治虽然值得称赞，但不可法效法国和墨西哥的做法。评论政治应从实际出发，不应徒慕虚名。况且，政府的体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在议论体制时，学者应该高瞻远瞩，不可偏执。古往今来因名而害实的事例是不少的。
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观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儒教关于君臣的论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没有什么不当，而且好象极尽人事之美。然而君臣的关系，本来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人的本性。天赋的人性是本，人出生之后产生的是末。不能以有关事物之末的高深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譬如，古人不懂天文学，只知天是动的，就根据地静天动的思想，牵强附会，定出四时循环的算法，其中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可是因为不懂得地球的本性，就极端错误地制造出星宿分野的妄说，连日食和月食的道理也未能理解，以致事实上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原来古人所谓地静天动，只是因为目睹日月星辰似乎在动，于是便根据目睹的现象加以臆测。但实际上地球和其他星球是相对的，以上的情况是因地球旋转而发生的现象。所以地动是本性，而现象只是末的表征。不可误以末的表征而认为是本性，也不能因为天动之说有些道理，就以此排斥地动说。所谓天动的道理绝不是真理，只是由于不研究事物的道理，光看物与物的表面关系，而产生的牵强附会的说法。如果以天动说为真理，那末，从航行中的船上看海岸好象在移动，就说岸是动的船是静的，这岂不是荒谬之极吗？所以要谈论天文，首先应该研究地球为何物，转动情形又如何，然后再弄清楚地球和其他星球的关系，才能论述四时循环的道理。这就是说，先有物而后有伦，并不是先有伦而后有物。切不可以臆断而论物之伦，以其伦而害物之理。君臣之伦也是如此。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上虽然存在某些道理，但这是因为世上偶然有了君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不能根据这个道理，说君臣的关系是人的本性。如果说这是人的本性，那末世界各国只要有人就必然有君臣之伦，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妇，莫不有长幼朋友，这四者是人类天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性。唯独君臣，在地球上，某些国家就没有这种关系。目前一些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就是如此。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君臣，但政府与人民之间，各有各的义务，政治情况也极好。孟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无王的国家，而且其国民的情况，有的远远超过唐虞三代之上，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假使孔孟活到今天，将有何面目见这些国家的人民呢？这可以说是圣贤的漏洞。所以主张君主政治的人，首先要分析什么是人性，然后再论君臣之义，这种君臣之义，究竟是胚胎于人性呢，还是在人出生之后，偶然发生了君臣关系，而把这种关系的准则称作君臣之义呢？必须根据事实弄清其先后。如果平心静气地探讨真实情况，一定能发现这个准则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既知其为偶然，就不能不衡量这个准则的利弊。对于某种事物如果容许考虑它的利弊，便说明它是可以修正改革的。凡可以修正改革的事物就不是天然的规律，所以，尽管子不能为父，妇不能为夫，父子夫妇的关系难以更改，但是君可以变为臣，例如汤武的放伐就是如此。另外，君臣也可以同起同坐，例如我国的废藩置县，就是如此。由此看来，君主政治，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至于决定改与不改的标准，只在于它对文明是否有利而已。（某西洋学者曾说：不仅在中国、日本有君臣之分，西洋也有Master和Servant的名称，这就是君臣的意思。但是，西洋的君臣和中国日本的君臣意义不同。因为我们没有相当于Master和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