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谁更道德呢》？所以，当那些在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开始以录象带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时，我认为其积极意义是很大的：电影不经某些人的筛选就还原给了大众，而不再是某些专业人士的文化特权。
从这一点上说，“七九式”要比“六八式”幸运，因为他们在最爱看电影的年龄，有那么多电影可供他们选择。而此时的“六八式”，尽管他们已经开始挣钱，家里有了录象机，不用像年轻人那样去挤录象厅，但他们的热情已经不再高昂，经常看着看着就犯困，或有了比电影更吸引他们的东西，看到半截就走人。
录象带没领几年风骚，一种中间有孔、名叫“VCD”的圆型塑料薄片，借助号称“超强纠错”的影碟机，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又过了没几年，一种与VCD长相差不多的亮闪闪的塑料圆片开始取而代之，被称为“DVD”。他们与另一种体型格外庞大但同样中间带孔的名叫“LD”的塑料圆片片，统称为“影碟”。
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观影生活进入了影碟时代。
关于影碟，我特看不上VCD，因为第一次看它，是所谓的枪版（1），画面是斜的，且画质宛如法国艺术片；音响中夹杂着影院观众的笑声与惊呼，宛如情景喜剧。好好一部片子，你也看不出好来，后来用DVD补课，才知道那是一部杰作。
与VCD相伴的是市场很小的LD。LD的效果不亚于如今的DVD，且没有DVD技术方面的刻意锐化，画面之柔和饱满，让人很是熨贴。我曾经在夹杂着汗味儿与脚臭的录象厅里将《终结者》续集痛看N遍（N≥6），但等看到LD版，对其音画质量目瞪口呆之余，又怒看M遍（M≥N）。
即使是品相不错的VCD，我也觉得跟LD没法比，所以宁缺毋滥地一直没在这方面投入太多资金，甚至别人白给我看甚至白送给我，我也不稀罕。不过现在回忆起来，VCD们的字幕真的是讲究（当然LD也是同样），像《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中葬礼上念的那首诗，相信如今的DVD是很难有这样考究的翻译了：
停掉时钟，拔掉电话，
勿让狗儿见骨而吠。
别弹钢琴，将鼓系起，
抬出棺材，让人悼念。
让天上的飞机也发出哀鸣，
在苍空中留下讯息—他走了。
给白鸽颈间系上丧纱，
给交通警察换上黑手套，
他是我的北、南、东、西，
是我的工作日，我的星期天，
我的中午，我的午夜，
我的话语，我的歌，
我总以为爱能不朽，
但我错了。
如今星辰已不需要，
让它们熄灭了吧，
收起月亮，拆除太阳，
漏尽海洋，拔光树林，
因为世间美好不再（2）。
VCD横行的时代，我看的是LD。LD纯靠走私，没有盗版，每张六百元左右，买是买不起的，好在有影碟店出租，办个会员卡即可。曾经有这么两年，俺每天背着一个大包（好能装下有一尺见方的光盘），骑自行车穿梭于城市的几家影碟店，用不同的会员卡借到各家收藏的好片子，回家看，再转录到录象带上。有的新片子格外走俏，就需要登记排队。我经常正上着班的时候，接到一个传呼（那会儿还买不起大哥大），说《勇敢的心》正好有人还回来，那座城市的马路上便迅速多了一个骑车狂奔的身影，汗滴车下路，粒粒皆幸福。
《纯真年代》的译名是《心外幽情》，LD的封面也是男女主人公的激情相拥场面，与片子蕴藉内敛的主题大相径庭，所以一直就不知道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纯真年代》，尽管它已经静静地躺在不显眼的架子上蒙受灰尘。某一天夜里闲得蛋疼，我顺手打开了一张《文汇报》，“笔会”里有篇潘向黎的稿子，我一看才知道《心外幽情》就是《纯真年代》。惜乎当时影碟店已经关门，就一夜无眠。早晨伴随着初升的朝阳，在小店开门前就已经巴巴地等在那里，然后编织个理由上午不去上班，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马丁·史科西斯的玫瑰如昙花般怒放（3）。
关于LD，我听说的最让人受不了的消息是，《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程益中有近千张收藏。我产生的一个罪恶的念头是，先到广州住一段时间，跟他混熟，把他的碟都借到我手里，再去反贪局告他个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让这小子蹲监狱，那堆碟就全归我了。
我买的第一张DVD是梅尔·吉布森与茱丽娅·罗伯茨的《阴谋论》，定价198元。尽管当时家里还没有DVD机，但在影碟店看了一下，我就断定它将是以后视听产品的主流，所以买了一张做为收藏。
半年后，我有了自己的DVD机，这是周围一群人中第一个拥有DVD机的，大伙都纷纷聚拢到我家来看，啧啧称奇，这时他们还并没有为自己买的那堆VCD感到懊悔。
我早先买的成批量DVD是一百元三张，间或有走私来的台湾正版，百元每张；后来出了玻璃盒的，改四十元每张了，照买不误。也曾在香港买过正版，约二百元每张。我买的是一些不太常见的影片，指望回京后图个稀罕向人炫耀。
开始确能得到别人的艳羡，但我马上就悲哀地发现，有两张影碟在我的影碟机上读到后半截就磕磕绊绊的。气闷之余，我想，哼，这四分之三也不是别人能看到的。半年过后，那两部片子出了盗版，花了不到原版十分之一的钱买了回去，结果发现，比正版读得还顺畅。我只好不怒反笑，作为盗版史上的标本予以收藏。
香港也有盗版，约百元每张。我最了不起的是在香港的几家店里凑出了几乎一整套希区柯克。那几家店相隔并不近，香港的路又是出入之迂也，但热爱是困难的天敌，我终于凑出了二十多张。有个朋友主编一本《为希区柯克尖叫》的书，来北京住在我家，看到过这些黑色封面的老胖子，不知道他是否产生过我对程益中产生的念头。
但是，他看到我那些碟后，神情突然变得比平时平静。我马上得出四个结论：一，这小子城府真深；二，他确定无疑地嫉妒了；三，不能再随便接受他为我提供的吃喝，并避免让他站在俺身后；四，他离开我家的时候，如果俺还没有被他毒死或砸昏过去，就一定要偷偷检查一下他的包。
关于DVD的糗事儿
我的处世原则是，针对自己的丑事或生理缺陷，在别人张嘴想嘲笑之前，咱来个先下嘴为强，自己把自己灭个体无完肤，让对方面对俺自揭的一身伤疤无从下嘴，只剩同情、安慰和有劲没处使的份儿。
本着这一原则，在别人提到俺的流汤DVD之前，我还是抢先把这一糗事儿抖露出来吧。
DVD碟片初出江湖的时候，DVD影碟机的品种并不是很丰富，除了奇贵的洋牌子，国产的只有两三个，所以许多人都是先买了碟片藏着，所谓“软件先行”。但我看着那些碟无用武之地心里就堵得慌，所以花了两千余元抱回家一台“宏图”DVD，引得满城艳羡。那是1999年的夏天。
真是好啊真是好，跟他们的VCD相比，简直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我有了足够的理由说服周围迷恋那些中间带眼的塑料圆片片的恋物癖们，快去买DVD吧，效果就是不一样。你一共还能活几年？晚看一年就少享受一年，损失掉的快乐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买什么牌子的机器呢？当然是宏图的了，你看我的宏图，多棒。看宏图的电视广告了吗？人家还在美国上市了呢……
就这样，我帮宏图又推销出两台机器，一台售予我的师弟，他家那条名叫“默多克”的小狗后来咬了我一口，不知道跟这次不良推销有没有关系；另一台售予一个名叫“铁嘴小喷壶”的朋友，这使得他在以后羞辱我的过程中嘴皮子更像喷壶在浇花。
但，天地良心，我没拿一分钱回扣，并且是真诚地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
问题马上就来了，我再热情地拉客来家里欣赏DVD的奇妙效果，他们往往会小心地问一句：“你们家外面是不是一个工地？”我急忙摇头否定，他们就安慰我：“没事儿，我听这拖拉机的音儿也不是特吵人。”
影碟机发出拖拉机的声音也就罢了，反正分贝数还不致影响到影片本身的音响。更操蛋的是，它对碟片的识别能力实在是太低了。与宏图相伴的日子里，我经常要把一部片子找影碟店换好几遍，最后不得不放弃，而那部片子以后再也没出过，这种损失简直是没法弥补。而如果换了一台识盘能力好的机器呢？我现在的藏碟量就是另外一个数字了。
它还经常爆发些莫名其妙的毛病，最要命的是会把影碟卡在里面死活不吐出来，并且卡的多是毛片。我一边怀疑宏图牌DVD的品德操行问题，一边抱着机器去府右街附近的维修处修理。那里离中南海很近，我好歹也算个知识分子，每当维修人员从里面取出被它私吞的毛片时，我的脸都羞红了，怕绿了。
一方面被机器拖累，一方面被被我拖累的朋友耻笑，我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由此恨上了中国一切的上市公司，诅咒他们股价惨跌，甚至被ST（4）。天人共愤，我的诅咒明显起了作用，那些丧尽天良的上市公司现在全部歇菜。
宏图也不是好惹的，我开始嫌弃它的时候，它也增添了新的毛病——只要PLAY一会儿，放碟的托盘上就会有一些白色的流质粘稠物体，甚至还会把碟片也给弄脏。我怀疑它是毛片看多了才变得这么汤汤水水的，后来朋友解释说这是将元件焊在一起的松蜡所致。
一年多之后，我的忍耐到达极点，就去买了一台索尼345回家，这时一台索尼都已经降到了一千六百元。太太看我将宏图搬到角落里弃之不用，就冲我瞪眼。我对她说：“您知足吧，就两千块钱，咱买了三台机器——影碟机、拖拉机，还有冰淇淋机。”
买碟
有足够的钱买碟，是我理想的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好在我很早就实现了这一点。
DVD初期兴起的时候这么贵，为什么我买起来还不眨眼呢？
我并不是个有钱人，并且根据我的观察，凡是那些恋物癖，基本上都不是有钱人，而有钱人则把挣钱攒钱本身变成了他恋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