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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䜣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知洋人的目标不在中国的江山社稷，而在攫取中国的财富。作为皇室中最重要的成员，奕䜣因此对洋人放下心来，至于银子，那毕竟好商量。基于此，奕䜣办洋务的态度，说得好听点就是“抚”，说得直爽点就是“媚”。他与洋人保持亲密的关系，恪遵与洋人订立的各项条约，并常常作些让步，满足他们贪婪地索取，以求保得相安无事的局面。同时，奕䜣也注意学习洋人的长处，试图把它用之于中国，使中国徐图自强。这方面的想法，他与曾国藩的观点完全一致，在朝中，在各省也不乏支持者，比如文祥、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就都是他的追随者。但奕䜣的这番用心，并不能得到天下的谅解。
首先是大学士倭仁就看不惯。这个理学泰斗一心要维护中国传统礼教的纯洁性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对奕䜣与洋人的拉拉扯扯很觉不顺眼。同治五年，当奕䜣提出选用科甲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时，倭仁就坚决反对。他抗词驳斥奕䜣的观点：“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这么一带头，就有一批所谓忠贞之士激昂慷慨地附和，声称如果这样下去，大清非亡国灭种不可。后虽经慈禧太后支持，事情总算进行下去了，但已闹得举国不靖。这还罢了，最令奕䜣头疼的是遍及全国的教案，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举止无措。而这些教案中，又以与法国天主教的冲突最大。奕䜣记得，咸丰十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的衡阳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年的酉阳教案等等，都是与法国天主教发生的流血冲突。酉阳教案因打死一个法国传教士，激起教堂报复，居然死了一百四十五个中国百姓。这场惨案，至今尚未了结，眼下法国的损失比哪次都要大，他们怎会善罢甘休！这场乱子如何结局呢？奕䜣不敢想象。他只得立即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下令，要他迅速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后果，并对受影响的外国领事馆致以歉意。
消息更使法国和其他几个在天津驻有本国人员的西方国家震惊，他们纷纷派员前往天津。
崇厚奉命查明，这次事件中，包括丰大业在内，共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两名、英国美国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烧毁法国教堂一座，毁坏法国领事馆一处、育婴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两处。法国驻京公使馆公使罗淑亚认为蒙受了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他联合英、美、俄、比利时等六国，向清廷提出严重抗议。法国政府停泊在远东的三艘军舰也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刚刚出了一口怨气的天津士民，头顶上正压着一块沉重的战争乌云。
这块战争乌云，尤使慈禧、奕䜣害怕。在崇厚的“愚民无知，莠民趁势为乱，地方官失职”的奏折上，慈禧批令严厉处治肇事匪徒，将天津地方官员先行交部分别议处，并将派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总理衙门向各国驻京使馆发出照会，重申遵守各项条约，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严惩肇事凶手，公正处理天津事件。
但各国公使，尤其是法国公使对清廷态度的诚意表示怀疑，罗淑亚警告奕䜣：法兰西帝国的舰队正在生火待发，随时都可以越过重洋，进入天津。当奕䜣把外国人的态度禀报给慈禧时，年轻的西太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地说：“得派一个压得住台面又顾全大局的重臣前去天津迅速处理，以宽洋人之心。”
“太后的决定英明。”奕䜣期望的正是这个决定，他心里已想好了人选，只是太后未问，他不便轻易先提出。自从罢去“议政王”头衔后，他处事谨慎多了。
“六爷。”慈禧客气地叫了一声奕䜣，“你看派谁去为好呢？”
“臣看曾国藩去比较适宜。”奕䜣装着思考一下后再回答，“不过，曾国藩现正在病假中。”
“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只得麻烦他了，别人谁去都不济。况且他是直督，也是他分内的责任。”慈禧说。奕䜣的奏对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是的。臣也相信曾国藩一向不畏艰难，以国事为重，是不会推辞的。”奕䜣心头压着的石头落了地，仿佛曾国藩一去，战争阴云就会立即被驱散。
“六爷，你去叫内阁拟旨来。”慈禧也心宽了，她把右手举起，极有兴致地欣赏无名指上的金指套。这指套昨天才打好，金光灿灿的，足有三寸半长，她很满意。
“是。”
奕䜣正要跪安，西太后又以悦耳的声音补充：“要内阁把朝廷的旨意拟明白些，语气要坚决些，好让曾国藩到天津后，办起事来有所依凭，不致因百姓和地方官的情绪乱了方寸。”
六 给儿子留下了遗嘱
保定城总督衙门口，今上午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大公子曾纪泽正在忙忙碌碌地张罗着，一根丈把高的竹竿上悬挂着一挂长长的鞭炮，鞭炮下面站着一排吹鼓手。过一会儿，二公子曾纪鸿也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队府里的听差。四周的百姓感到奇怪：看这架势，总督衙门今天像是有喜事，但又不见张灯结彩、披红挂绿；若是办丧事哩，又不见戴白系麻的，门前也没有招魂幡。只见老家人荆七从前面大路上小跑过来，对纪泽说：“大公子，马车就要到了！”说完后，又走到吹鼓手队跟前，吩咐作好准备。
正说话间，一辆三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停在门前大坪中，纪泽忙拉着纪鸿走过去，跪在马车前。车里走出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他刚一下车，荆七便挥挥手，早已准备好的一群听差都走了过去，七手八脚地从马车上卸下二十四根长八尺、径长一尺二寸的大圆木来，每根圆木的腰间系一根红布条。这时鞭炮轰响，鼓乐齐鸣，纪泽兄弟对着圆木叩头不止。荆七一声吆喝，四十八个听差，抬起二十四根圆木，鱼贯踏上台阶，走进衙门。纪泽、纪鸿低着头走在最后。
原来，这二十四根圆木，是两副棺材的用料。去年，曾国藩离开江宁前夕，李鸿章赶来送行，问恩师在江南尚有何未了私事。曾国藩悄悄对他说，已在江西建昌定下了两副棺木料，方便时，请他带到保定来。李鸿章谨记在心，赴西北前夕，他将此事交给昭庆，要弟弟亲到建昌去督办。他要把这两副棺木作为自己的礼物送给恩师，尽一点做门生的孝心。
曾国藩在书房里亲热地接见了李昭庆，并验看了千里运来的建昌木。但见根根光亮笔直，纹理细密，仔细嗅一嗅，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建昌木身上常见白色波澜条纹，故又叫建昌花板。这建昌花板号称制棺材的上等佳料，又经李昭庆从上万根木料中亲自选出，岂有不好之理！正在谈论下一步如何制造的时候，巡捕报：“圣旨到！”
曾国藩慌忙换上朝服来到公堂，刚升为吏部侍郎的周寿昌亲自赍旨来到，朗声诵读：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近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育婴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钦此。
天津事起之后，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早已作好了到天津查办的准备，他对这道圣旨不感到意外，对圣旨中所提到的惩办迷拐人口及为首滋事人员的决定，他也深表同意。但这件事办起来，必有千难万难，曾国藩心中也非常清楚。不过，他却不能推辞，只得答道：“臣曾国藩遵旨。”
周寿昌念过上谕之后，随即走过来，双手扶起病体衰弱的曾国藩，心里涌起一股怜悯之情。
“涤生兄，这是件极难措手的事，京中议论甚多。”周寿昌关心地说。
“我知道。”曾国藩的情绪十分低落，“但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闹事，我能不管吗？”
“要么这样，”周寿昌望着曾国藩满是皱纹又略带浮肿的长脸，以及两只上下眼皮几乎完全靠拢的眼睛，诚恳地说，“我去回复皇太后，说你重病在床，不能起身，请太后另简别人。”
对老朋友的这番情义，曾国藩深为感谢。一瞬间，他也觉得可以接受，本来自己就已告假在先，并非临事推诿。但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此事关系太大了，处理得好不好，都直接牵连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自古忠臣遇到国家危难之事，即使重病在床也要力疾受命；当年林文忠公就是这样死在前赴广西的路上，赢得了千古忠贞的美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悲壮的诗句在他的脑子里浮起，他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
“应甫，你回去禀报皇太后、皇上，就说我过两天就出发，一定要把天津的事情处理好，请圣上放心。”
送走周寿昌后，曾国藩一直一个人怔怔地枯坐在书房里，不吃不动，仿佛老僧入定一般。夜晚，欧阳夫人亲自送来一碗参汤，劝他喝下，又劝他为国为家保重身体，早点躺下休息。他谢了夫人的好意，答应立即就睡。待夫人走后，他关好门，拨亮灯，拿出纸笔来，思量着要写点东西。
建昌花板和赴津办教案的上谕同一天到达，明明白白地预示着他此次津门之行是有去无回了。对自己这衰病之身，他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已位极人臣，也无甚遗憾了。他最挂牵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担心曾氏家族会有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