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英两国之民愤，不足以慰无辜死难教士、贞女之灵魂。为此，特敦促贵大学士在十日内斩杀三员之头以表诚意。另，贵国总兵陈国瑞亦为指挥莠民作乱之头领，陈国瑞应以命相抵。
法兰西帝国第三舰队目前已航至红海，它配有当世最精良之炮火，大英帝国驻加尔各答的第五舰队亦已启航。两舰队十天后将相会于大沽。贵大学士若不照办，到时两帝国舰队将炸平天津，轰倒紫禁城。一切后果将由贵大学士承担，勿谓言之不预也！特此正告。
“岂有此理！”曾国藩愤然作色，将照会往地上一甩。这种毫无遮掩的无耻恫吓，这种主子指使奴才式的命令口气，这种出格的无理要求，深深地刺激了他的人格，无情地凌辱了他的尊严，勃然诱发了他的好胜心。同时，作为汉大学士的领班，奉命处理津案的中国代表，他也感到国家的尊严、太后皇上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崇侍郎，烦你先去转告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不能接受，尤其是以天津地方官员及陈国瑞抵命一节，简直无理至极。我大清帝国的官员，纵然犯法，该由我太后、皇上处置，他们无权提出这种霸道要求，何况地方官只有失职之错，决无抵命之罪。你先去口头转达，这两天，本大学士会有正式函件回复。”
曾国藩突然而发的强硬态度，使崇厚大出意外。他不是早就说过，以委曲求全的宗旨来办津案吗？这老头子今天怎么啦，火气这样大？崇厚拾起被曾国藩掷落在地的法英照会，又匆匆浏览一遍。语气是生硬了些，但条件也并非不可接受。崇厚一心要将津案和平解决。他认为只要不开仗，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多赔点银子算什么，又不要自己出！多杀几个人算什么，中国百姓有的是！杀道府也无所谓，直隶等着候缺的官员一大串！若一旦打起仗来，他崇厚就脱不了干系。第一，三口通商大臣本负有天津地面洋务责任，这一起由洋务引起的战争，他要首当其罪。第二，丰大业最先放枪是在他的衙门，他是津案的主要当事人。第三，曾国藩未到天津之前，他是处理津案的最高官员。平平静静地度过这个风浪，他向法国道歉回来，依旧可以做他的通商大臣；若兵衅一启，中国失败，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此外别无选择，必须说服这个倔硬的老头子。要说服曾国藩这样的人，崇厚自有一套办法。
“老中堂，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的确太过分了，就是晚辈看了也觉气愤。他们在老中堂面前算得什么？老中堂是泰山昆仑，是万里长城，他们有什么资格‘正告’，真是放狗屁！”
崇厚说到这里，完全是一副义愤填膺的神态，曾国藩的火气开始消了一点。他未能免俗，他和所有青壮年时立过大功的老人一样，这两年来，越来越爱听恭维话、奉承话，全然不记得十年前对左宗棠喜听出格颂扬毛病的批评了。
“不过，老中堂，他们是有所依仗呀！”崇厚换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依仗的是炮舰，是世界第一流的武器。我的衙门里有好几个法国英国佬，我暗地问过他们。法国佬说他们的第三舰队有十艘兵舰，全部装的是六十四磅重炮，并可一次装十个连发，任什么坚固的石城都不可挡住。炮兵的盔甲全由精钢制造，一般铁子都不能穿过，更何况刀枪了。英国佬说，驻在加尔各答的舰队是英国远东王牌舰队，曾经征服过世界三十几个国家，舰队司令是英国第一号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说，这两支舰队只要开进天津港一放炮，不到一个时辰，天津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五十万天津百姓将化为一堆枯骨，京师将再次沦为战场，太后、皇上又要仓皇北狩。”
崇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刚才怒气冲冲的毅勇侯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双目微闭，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蜡黄的长脸上，犹如一个处于弥留状态中的病人！他已知这几句话，打中了老头子的要害，于是移过身子，对着曾国藩的耳朵轻轻地说：“老中堂，晚辈还要禀告您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事？”曾国藩的左目睁开了，背部离开了椅子。
“俄国、比利时、美国都已放出风声，他们将全力支持法国、英国的军事行动，要船出船，要炮出炮，要人出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口通商衙门对洋人的信息一向最为灵通，而曾国藩自己根本没有这一套班子，他不得不依赖，也不得不相信崇厚所提供的情报。“看来对法国以外的那些国家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心想。他的左目又闭上了，重新瘫倒在椅子上，嘴唇动了几下，似要说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声来。
崇厚站起来，走到曾国藩的身后，完全以晚辈后生的谦卑态度，弯下腰，轻声说：“老中堂，晚辈知道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但老中堂今天一身系江山社稷之安危，系中国数万万百姓之安危，系皇太后、皇上之安危。己身可折，江山社稷不可折；己身可死，中国数万万百姓不可死；己身可辱，太后、皇上不可辱。老中堂，您就来一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吧！”
崇厚这时已语声哽咽，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曾国藩的思绪乱极了，体力也衰弱极了：“崇侍郎，你先回去，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晚上你再来！”
崇厚走后，曾国藩走进卧室，他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关紧门窗，点上一炷香，开始冷静地前前后后地仔细思考。过去他盘腿坐在床上，现在他已无这份体力了。他睡在躺椅上，腹部盖一件旧马褂，袅袅升起的轻烟，使他的思绪渐渐宁静。
来天津二十天，津案的眉目已完全清楚了。发生在天津的这一桩教案，与发生在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教案一个样，是中国百姓长期对洋人愤激而成的大变。自从允许洋教在内地传播以来，教堂到处滋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天津教案之所以闹得这样大，洋人死得这样多，完全是因为丰大业先开枪打死刘杰家人的缘故。从这两方面来看，曲在洋人，理在国人。曾国藩从这个方面想了以后，又换了一个角度想。
其他教案的直接起因，都由于教民的无理，中国人占了理，天津这场教案的情况就复杂了。围攻教堂，原因是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罪行，但此事查来查去都无确证。于情于理来说洋人都没有必要这样做，因听信无端谣传而来围攻教堂，理又在哪里呢？丰大业先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但顶多殴毙他，以命抵命而已，怎能借此打死二十多人，烧国旗、教堂，毁领事馆、育婴堂、讲书堂呢？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受害者。更令人气沮的是，这中间还有像田老二那样的歹徒。就事论事，到底是曲在洋人，还是曲在国人呢？想到这里，曾国藩不觉心寒起来。他离开躺椅，来回活动几下，又坐到书案边的藤椅上继续想着。
尽管这样，洋人毕竟是可恨的。中国人不欢迎他们，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待在中国呢？为什么要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呢？他们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是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清议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将一切外国人统统赶出国门，从此以后，不与他们往来，关起门来办自己的事。你的船坚，我们不稀罕；你的炮利，我们不需要；你的千里镜看得远，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东西，也照样行军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胜。清议毕竟代表中国的民情、民气、民风。假若他曾国藩这时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而如今他却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国向洋人低声下气赔不是，驱使工匠去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数十万白银去抚恤被人们恨之入骨的洋人，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洋人的怨愤。他曾国藩哪怕功勋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举动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也会受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像张邦昌、秦桧那样，作为一个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
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颤抖，不能自已。他叹息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如果这时仍在两江，或调在除直隶外的任何一省，这种倒霉的事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说不定还可以讲几句体面话，犹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写的那样，称赞姚莹斩杀英夷为大快人心之事，还送诗给前往福建做官的金竺虔，鼓励他：“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
当然，现在也可以急速给太后、皇上上书，历数洋人之罪，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以自己的声望，说不定太后、皇上也会采纳，但后果会怎样呢？十年前，朝廷与洋人接仗，大大小小也打了不下百场，但几乎无一仗占上风，有时候看起来是胜利，旋踵而来的便是更大的惨败。三十年前的那次烧鸦片烟的战争，给刚刚进入仕途的曾国藩以深刻的刺激，直到今天，他仍然清楚记得。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全部推到林则徐的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思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太后乃妇道人家，皇上为未成年的童稚，更不能指望他们承受开仗后的巨大风险。到头来，自己就会变成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而国家必定也在人力、财力上蒙受着大百倍千倍的损失。
“大人，大沽口水师总兵送来急报，洋人又开来六艘炮舰，连前次三艘在内共有九艘，全部荷枪实弹。”赵烈文心急火燎地推门进来。
“哪个国家的？”
“法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