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保答应一声出去了。
“大哥，你为何要谋刺马制军？”那人压低声音问。
“你如何知我要杀马制军，我是要杀洋人。”张文祥面不改色地说。当时人们都恨洋人，尤其恨传教的洋人。敢杀洋人的人被视为英雄。
“真人面前不要说假话。”那人冷笑一声，“若杀洋人，洋人一直站在那里，为何说‘晚了’？”
张文祥想起自己是说了这两个字，不做声了。
“大哥，我和你一样的心思，要干掉他！”那人将酒杯往桌上一磕。
“你叫什么名字？”张文祥十分惊疑。“干什么的，你为何要干掉他？”
那人提壶给张文祥斟上酒，也将自己的杯子倒满：“大哥，干了这杯，我告诉你。”
两个酒杯相碰，各人一饮而尽。
“我姓乔，排行老三，你就叫我乔三吧！”乔三靠在墙壁上，款款地说，“刚才送马新贻出来的那个法国主教郎怀仁，他跟马新贻的关系非同一般。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往事吗？”
张文祥摇摇头。
“咸丰四年，马新贻奉命带兵到上海打小刀会，战争中受了伤，被送到法国人办的董家渡医院，郎怀仁当时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马新贻伤好后，在郎怀仁的引诱下受洗礼入了天主教。从那以后，法国人就时常在咸丰爷面前，以后又在两宫太后面前竭力吹捧马新贻，说他精明能干，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人才。就这样，马新贻步步高升，以一庸才居然接替曾中堂坐镇两江，朝廷中以醇王为首的亲贵大臣甚为不满，怎奈马新贻深得太后和恭王的信任，奈何他不得。马新贻感激洋人的帮忙，遂一心投靠洋人。去年安庆发生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跑到江宁，提出赔偿损失、在城内划地为教会建堂、惩办激于义愤而砸教堂的百姓，马新贻一一照办，还出告示威胁百姓，魁将军、梅藩台都颇不以为然。前些日子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诛洋人，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马新贻这个卖国贼居然上书太后，要求严惩义民，向洋人赔礼道歉。他的这副奴才嘴脸，使醇王、魁将军、梅藩台等恨得咬牙，醇王给魁将军的信上说，必欲杀马而后快。”
“你到底是什么人？”张文祥听了半天，仍未见此人暴露身份，不耐烦了。“你是京师醇王派来的人？”
乔三摇摇头。
“你是魁将军派的人？”
乔三又摇摇头。
“那你是梅藩台的人？”
乔三摇摇头，笑着说：“大哥不必问我是什么人，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也要杀马就行了。”
“你弄错了，我不杀马。”张文祥见他不露身份，心中甚是怀疑，冷冷地说。
“哈哈哈！”那人大笑起来，说，“大哥，你听说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
“你说什么？”张文祥大惊。
“大哥，两个月来，你天天在总督衙门四周转来转去，你瞒得过别人，还能瞒得过我吗？你如果真的要杀马，我会帮助你，而且我也会感谢你。”
“好吧，我对你实说吧，我是要杀马，为朋友报仇，并在佛祖面前许了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如何帮助，又如何感谢？”张文祥瞪起眼睛望着乔三，那眼神是冷漠而怀疑的。
“大哥，我告诉你，七月二十五日那天，马新贻会在校场检阅武职月课。”
“真的？”张文祥大喜。“这是个好机会。”
“校场上武弁数百，刀枪如林，且围观的百姓都只能在栅栏外，你如何下手？”
是的，校场重地，岂容刺客逞能？张文祥的心凉了。
“不过不要紧，大哥。”乔三见张文祥的脸阴下来，遂笑道，“校场箭道通督署后门，马新贻通常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入署，你可以在箭道上行事。”
“我如何能靠近箭道呢？”张文祥为难起来，“且马新贻在路上走，也不一定能保证腰刀飞中要害。”
“大哥，这正是小弟能帮忙之处。”乔三得意地说，“到时我会叫你顺着人群进入校场，到时我也会有法子叫马新贻停下来。”
“好，若这样，我可以面对面地扎死他！”张文祥狠狠地说。又问，“你拿什么来感谢我呢？”
“我送你三千两银子。”乔三扬起右手，伸出三个指头。
“一旦行刺，我即被抓，要三千两银子何用。”张文祥摇了摇头。
“大哥，你难道就没有父母妻儿？”
一句话说得张文祥猛醒：是的，自己若是死了，妻儿怎么办？离家时，并没有留下几两银子，她们母子今后如何安身立命！
“行啦，麻烦你先将银子送给我的妻子，并顺便将我常用的两根绑带捎来。”
“嫂子住在何处？”
“浙江东天目山法华寺。”
八天后，乔三回来了。他将两根黑丝带递给张文祥，并告诉他一件意外的事：申名标毒死了圆灯法师，当上了法华寺的住持，妻子要他回去杀申名标，为圆灯法师报仇。张文祥悲愤已极，恨不能立即宰掉狼心狗肺的申名标，但想到后天便是七月二十五日，这个绝好的机会不能错过；且已收下了乔三的银子，也不能失信，于是只好忍下。
“兄弟。”张文祥对乔三说，“圆灯法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害死他的人，我是不会容忍的。我这次杀掉马新贻，料定不能脱身，我死之后，求你办一件事。”
“什么事？”
“代我杀掉申名标。”
乔三犹豫了一下，说：“你放心吧，我会去办。”
“你如不办，我的鬼魂不会放过你的！”张文祥死劲瞪了乔三一眼。
“你讲的这些都是实话？”待张文祥讲完后，曾国藩的两道眉毛已拧得紧紧的了。
“我张文祥是条硬汉子，生平从来不说假话，信不信由你。”张文祥并不分辩。
“你说你曾在鲍超部下当过哨长，你知道我是谁吗？”曾国藩靠在椅背上，习惯地捋起长须。
“认识。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认出来了。你是曾大人，不过从前精神多了，完全不是现在这副衰老的样子。”张文祥答。他已抱定必死之心，不想讨好曾国藩，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
“以前魁将军、张漕台问你时，你为何不说呢？”
“我不愿意言及圆灯法师，免得法华寺的僧众受牵累。”
“那你为何又对我说呢？”曾国藩将双眼眯成一条缝，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审问。
“因为我和你有约在先。”对曾国藩这种态度，张文祥甚是鄙夷。他轻蔑地说，“我谅你也不会说出去，更不敢上奏皇上。”
“为什么？”曾国藩充满恨意地问。
“因为我曾经是湘军的小头目，湘军小头目谋刺总督大人，你这个湘军统帅脸上有光吗？”
曾国藩颓然了，他无力地挥挥手，示意张文祥离开这里。
张文祥的这个招供，曾国藩不听还罢了，听后弄得惶惑不安，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了。幕僚们汇报江宁城里的传闻时，他对一个现象很是怀疑：为什么关于这桩案子的说法如此多而离奇呢？街头巷尾议论之外，茶楼酒肆居然还编起了曲文演唱。张文祥的招供可以为解释此疑提供答案，即背后有强有力的人物与马有大仇，制造各种流言蜚语损坏他的名声，而且还要借此去掩盖张文祥刺马的真正意图。
这人物是谁呢？抓起乔三当然可以审讯清楚，但乔三往哪里去抓？这是一个极精明老练的家伙，他与张文祥的交往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张文祥至今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乔者，假也。没有读过书的张文祥不懂，曾国藩一听便知道。张文祥被他骗了，但又未骗。教堂门口的制止是对的；提供情报是准确的；关键时刻栅栏挤倒，正好让张文祥混进校场，王成镇的乞贷，目的在于让马停步，这些也可能是他暗中安排的；三千两银子也的确送到了张妻的手里。乔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也是一个要杀马的人，这点无可怀疑。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呢？他在衙门外盯张文祥的梢，又在教堂门口观看马，又与张在小酒铺里喝酒，这一系列举动证明他身份不高。身份不高的人不可能在江宁掀起满城风雨。这样看来，乔三背后有人，他也是在为别人卖命。这个人出手很阔，势力很大，他是谁呢？是京师里的醇王？还是江宁城里的魁玉？他们恨他投靠洋人，欲杀之而泄愤？曾国藩知道醇郡王奕最恨洋人。这几年来，在民教冲突中，他是清议派的靠山，俨然成了百姓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他痛恨保护洋人洋教的马新贻，又无权罢黜，便不惜以重金通过魁玉派人刺杀马，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推测，并无依据，即使有依据，他曾国藩敢在奏章中触及皇上的亲叔、西太后的妹婿吗？当年曾国藩血气方刚、手握重兵，尚且不敢与皇家较量，何况今日！
曾国藩转念又想，也可能整个招供，都是张文祥为自己脸上贴金而胡编乱造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既在捻军、长毛里混过，又在湘军里混过的无赖流氓、亡命之徒，他为自己的私仇，或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受人指使，刺杀了马新贻，而马却是一个无辜的以身殉职的官员。曾国藩想起自己为官几十年，尤其是办湘军、为地方官以来，与他构成怨仇的人何止千百，其中也不乏拼却一死、与之同亡的大仇人。将心比心，能不可怜马新贻吗？更使曾国藩不安的是，这个可恨的张文祥，居然曾充当过湘军的哨长。这件事传扬出去，岂不给湘军脸上大大抹黑！湘军中有恶棍歹徒，有痞子盗寇，有杀人越货之辈，有奸淫掳掠之人，这都不要紧。这些人，当兵吃粮的军营里，何处没有？绿营里有的是，八旗兵里有的是。曾国藩不怕。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史无前例的谋刺总督案，是一个曾在湘军中当过哨长的人所为。这事传进太后、皇上之耳，播在万人之口，今后写在史册上，留在案卷里，却是一件给前湘军统帅大大丢脸的事情！天津教案已使他声名大减，再加上这么一下，他以后尚有多少功绩留给后人？这桩疑云四起、扑朔迷离的刺马大案，又一次将曾国藩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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