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希望那位女子回转身，发现有一位老者在她背后为她撑伞遮雨。然而她没有。那老者一直默默将伞向她斜举着，仿佛是她的一位老仆，所做纯属义务。直至一辆公共汽车开来，我们都上了车。那女子站在车上，仍一手握栏杆，一手持书，全神贯注地看。车上，许多人的目光不时投向她。人们的目光中包含着敬意，那是对于女性自强不息精神的敬意。
车到师范大学那一站，乘务员提醒她：“那位女同志，别用功了，该下车了！”
虽然她不曾开过口，却连乘务员都猜到了，她一准儿该在那一站下车。
她这才想起还没买票，急将书夹在腋下，打算从小挎包里往外掏钱。
而乘务员说：“算啦算啦，快下去吧！别耽误你上课，也别耽误司机开车……”
在车上许多人善意的笑声中，她匆匆下了车，身影涌进师范大学校门的人流中。
当年，晚六点半至七点之间，某些开设“业大”的大学的校门口，其人流匆匆涌入的情形如同上夜班的工人人群。他们九点半以后才能离开大学回家。第二天当然要照常上班，所以“业大”又简直可以叫作“夜大”。当年的许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九点半以后绝对地寂静下来了。斯时如果有许多骑着自行车的身影从马路上鱼贯而过，那么肯定是些早已不再年轻的“业大”生。
如果你以为，当年的中国女性那一种求知若渴，纯粹是对知识的毫无功利心的追求，也非实事求是的看法。
人对于知识的追求，大致可归结为两类：一类由于兴趣，一类由于需要。
当年的中国女性，几乎皆是由于需要而追求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追求文凭。
文凭可以助她们较为顺利地谋到自己理想的职业。
这一点与现在是一样的，与以后也必是一样的。
但那职业的理想与否，于当年的她们而言，其实又只不过是由性质所决定的，在工资收入方面其实并不能体现出什么差异来。当年中国仍处于工资无差别的年代，也没有什么外资企业或商业集团频频地向她们招手，并释放强大的吸引力。故她们追求文凭的原动力，又几乎可以说与钱无关。
昨天的与钱无关也罢，今天的与钱密切相关也罢，只不过是时代特征下知识或学历价值的区别，只不过是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时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识内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可褒或贬之分。进言之，在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特征鲜明的商业时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追求知识或学历以谋求高薪职业，不但并不亵渎知识或学历本身，而且完全符合时代一贯的法则。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达到逆商业时代法则而单纯追求知识的境界。这样的人不但历来极少，而且将越来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们为榜样而批评大多数人顺应时代法则的天经地义的现实态度的……
当年除了以上女性，工厂的青年女工们也在补习文化知识。有的工厂明文要求青年女工们进行初中文化考核，通过考核者才发给正式“上岗”证。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
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
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
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
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无论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还是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其实现目的之途径，几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两条可通行之路——一条是政治表现的路，另一条是工作能力的路。后一条路，对于工人是技术经验，对于学生是勤奋精神。到了“文革”时期，连后一条路也被否定了，凭技术经验成为先进典型的工人，几乎一概被斥为“黑劳模”；靠天资和勤奋成绩优秀的学生，几乎一概被斥为“白专生”。
特殊社会允许人表现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政治。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终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灭了，许多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标志自己高于别人的东西的人，到头来只不过抓了两手心的湿。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另一种标志，当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适婚女性的择偶观。
“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
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乐于一见的。¨wén rén shū wū¨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的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适婚女性最高择偶标准之一。
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
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乃是最高的标准之一。
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
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对方。
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一九八五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妻子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的“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而为尊贵之身的娇妻美妾，那些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当年的中国男人的知识和学历，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芒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其他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啊（按当年的汇率换算）！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破灭了。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几年至九十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不断。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么？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成想才几年，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
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骗子，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
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憎！
当年我也是对此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一。
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
无论男人女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从来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大门迎面敞开之际，对于物质生活的虚荣追求，自古强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们在数量上绝对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