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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第三类知识女性，无论在部队时是兵是官，都是有“革命经历”的女人。那经历也叫资历，进言之乃资本。在新政权建立的初年，那资本至高无上。不管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其知识资本顿时暗淡无光。一个女人如果拥有了它，不但在女人面前非凡了，而且在没有那资本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凡的。于是情形往往这样——倘三类女性在一起工作，过不了多久，有那资本的女人，便渐渐成了她们的中心人物。而第二类知识女性，不知不觉中扮演起了争取信任的角色。第一类知识女性，则只能是第三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共同团结帮助的对象了。
一般来说，当年在原则上，总是安排第三类知识女性领导第一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安排第一类知识女性领导另两类知识女性的情况很少。但也有第二类知识女性是领导的情况，可能因她文化程度最高，也可能因她年长几岁。即使她是领导，还是会自觉地、经常地就工作问题主动与第三类知识女性商议，虚心请教。何况，她是领导了，便会想到：自己该要求入党了。第三类知识女性差不多都是党员。部队在将她们选送到地方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那么已经是领导了的女人的入党申请书，自然要经由她们向组织呈交。她们往往还必是组织指定的、前者的入党帮助人。
总体而言，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当年经常深入到街道居民组，为五花八门的事进行宣传、读解、鼓动。于是广大的家庭妇女们，便有幸接触到了闯入自己视野的她们。每次她们的身份都代表着党政机关部门，令家庭妇女们不能不仰目而视，洗耳恭听。
少年时期的我，便是在那一种情况下见到她们的。
我和家庭妇女们一样，更喜欢听她们中第三类女人作动员。她们说话时习惯于借助手势加强语意。她们较少用“上级”这个词。她们口中经常道出的四个字是“咱们妇女”，于是她们和家庭妇女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似乎平等得不能再平等了。同时，家庭妇女们感到，她们自己便是“上级”了，起码是“咱们妇女”的“上级”。
第二类知识女性，亦即新中国发给学历证书的女人们，讲起话来则就不那么响亮，不那么热烈，不那么神采飞扬了，她们显得远不如第三类知识女性们那么自信。她们手中往往拿着报、文件或几页稿，一边说，一边看，怕说错了。
如果有前两类知识女性同行，第一类知识女性往往很拘谨，不多说什么，也往往没机会说什么。但如果没第三类知识女性在场，第一类、第二类知识女性讲起话来也会变得生动自如的。
做完动员报告，她们就分头到各家各户串门儿。而且，哪一家哪一户的房子低矮破旧，她们越爱去。不管床上炕上乱不乱，椅子凳子擦没擦，落身便坐，坐下便聊家常。聊时，每每拉着窘得不知所措的女主人的手，令后者们激动得泪眼汪汪。
她们常常郑重地这样说：“大嫂，信我的，生活会好起来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对忧愁的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她们抱起人家的小孩子就亲，就逗。她们语重心长地替女主人教诲小学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听父母的话，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
如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她们（三类女性都包括在内）当年并非作秀，而是内心里真有一种对百姓的亲情。也许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家庭妇女们心目中是代表着党和政府的，所以感受到能和家庭妇女们打成一片乃是特殊的愉快。她们走时，家庭妇女们往往成群结队地送出大院，送至街头，恋恋不舍。
应该承认，她们当年像一种黏合剂，以女性特有的感情色彩和非常浓厚的方式，紧密了底层民众，起码是底层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这一点她们做得比当年的男性们出色得多。如果没有她们深入的、经常的宣传鼓励和教化，家庭妇女们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其实是极为松懈的，只不过经由街道和居民组的妇女干部们发生着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罢了。
以上三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在第四类知识女性们面前，又不能不一律地肃然起敬。
这第四类知识女性，便是首长们的夫人。她们中不少人革命资本雄厚，本身又往往是处级干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是处级干部的女人，在寻常人心目中，本身已接近高干了。想想嘛，她在部队里是团级！而且事实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处级干部也的确是高干的初级——十三级。即使她们不是处级，是科级，也往往是身居要职的科级。她们的丈夫，又往往是局长、厅长、省市党政机关的部长们，甚至是省市正副职领导们。
所以，她们身上往往既有官气，同时也有官太太之气。哪怕她们是温和待人的女人，也难以全部掩饰起身上的官气和官太太之气。为官不能半点儿没有官气。但官气在她们身上，由于官太太之气而有时表现得盛气凌人。可以这么认为——她们比自己的丈夫们更早地从内心里消除了“百姓”这一概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除了庞大的家庭妇女群体，除了以上四类知识女性，当然还应提到那些工人女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以及从事教育、卫生、文化工作的女性，她们皆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女性。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政治化的国家里，“第一代”本身就是莫大的荣幸。这荣幸当年通过各种方式灌输进她们的头脑，并在她们的头脑中发酵为极其强烈的自豪。如今我们稍微一想，其实“第一代”并不意味着什么了不起的内容，因为这世界一向经常产生着方方面面的“第一代”，但当年她们可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地去想。如果当年有人将我们现在这么稀松平常的想法告诉了她们，她们定会生气，甚至会认为我们思想反动……
荣幸加自豪，使当年的中青年（青年居多）职业女性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都尽量以出色的敬业表现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当年因工作不出色而受批评，哪怕仅仅受到班组长的批评，也是一件无比严重的事。而且，无疑是让人觉得羞耻的事。她们中，瞧不起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性质的平凡而妄自菲薄的人是极少的。谁头脑中存在这样的不满意或不满足，谁就被认为“思想成问题”，而一个女人若被认为“思想成问题”，那么即使容貌姣好，人也很“成问题”了。
她们对荣誉的要求都相当强烈，体现在争当先进、标兵、模范、“红旗手”等方面。“名利”二字，在中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初，“利”所包含的实际物质内容近乎虚无。即使有形，无非一个小本儿、一条毛巾、一支笔而已。但一张纸上如果印了“奖状”二字，它会使当年的许多男人和女人整整一年内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努力工作才配获得它，才算对得起它……
每年国庆节前，她们中有些姐妹被挑选出来——当然首先是获得过奖状的和年轻漂亮的，进行集体操练。于是她们出现在国庆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中，身穿整齐划一的行业服装，列成方阵，手拿纸花或小红旗，一边挥舞，一边呼喊庆祝口号。她们手挽手，挺胸昂头，尽量跨出比男人的方阵更豪迈的步伐，尽量呼喊得比男人们的声音还响亮。后来这一传统的庆典方式嬗变为每年一次的庸俗的公开的政治表演。但在当年，尤其对于那些女性而言，豪迈乃真情怀，亢奋乃真精神。她们虽不见得生活得怎样幸福，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差不多最幸福的女人。
由她们列成的方阵，在以后每年的游行队伍中不断壮大。而她们脸上的豪迈和亢奋之态，却一年比一年消逝的快。那样的游行也越来越是任务……
当然，即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城市里也仍有与前几类完全不同的女性。但只能在中央大街一带，而且，一般只能在晚上见到她们绰约的身姿。旗袍、丝袜（解放前的箱底之物）、高跟鞋、烫卷的头发，描得又细又长的眉，抹得猩红的嘴唇；若在冬季，身上则裹着貂皮大衣或狐皮大衣，头上像电影里的外国女人似的歪戴着贝雷帽——白天也偶尔能见到。
我和少年时期的伙伴儿到中央大街去玩儿，几次见到过这样的女人。她们使我们联想到小人书《三毛流浪记》中画的摩登女郎。我们不觉得她们美，只觉得好奇，觉得她们喜欢那样子不可思议。免不了彼此小声说一句：“瞧，一个资产阶级的臭女人！”
但她们却恰恰可能属于最“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冷饮店里捡冰棍签子，看到了这么一幕——一个那样的女人，因为店员服务不周，声色俱厉地训斥店员。店员火了，将擦桌子的抹布往桌上一摔，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店门吼：“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专门伺候你这种女人的！你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