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官……
王阳明之所以成为王阳明就因为他是主旋律的边缘人。市民生活以商业发达地区为典型。而他出身在古越蛮地的阳明；受不到这种风气的污染。换句话说；若他生活在吴中；也可能以一名士了之。自然吴中也不全是名士；个人秉性有来自遗传、家教的因素。而且他一生的基业都在蛮荒之地创立，贵州、江西、两广、古越。他在北京、南京的日子极短，也没非打入中心的意必。他也是述朱的经院哲学、学院学术这个主旋律的边缘人。他不仅更是流氓政治的边缘人，还是其受害者。用夸张的语言说，他是正因痛恨世间正在流氓化而创立他的良知学的。
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走向市井生活、没有走入名士队伍，也没成了阁臣台辅。他虽演出一套军政大戏，却只是个标准的诗人哲学家。成熟的官僚队伍嫌他名士气太重，真名士又笑他可怜无补费精神。他自有他的一套活法和追求。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任何戏文一样有它的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都有“夜”“光”之两面性。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满着这种两面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于是；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这是在开端发展时期不太可能的。结尾时只能出现顾；黄；王那样的反思大师；他们要缔造新的思想之光。
现在要说的是；夜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个体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们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心学也是正邪两赋的，既是“光”也含着“夜”。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阳明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制造了更大的问题。洪武爷也是如此；他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这两样都空前的活跃。洪武；永乐两度开国；基本上奠定了明制的轮廓；但每朝都有新变，每一种变化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洪武爷这个最穷苦的孩子终于开拓了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这个牧童、乞儿、和尚与传统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给过像他一样穷苦的百姓诸多压迫的官僚层。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那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是旷古未有的。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时，他就象江湖的“老大”了。从小吃苦太多必养成反社会反政府的性格；长期的军事杀伐也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活着时文官的“故事”已充满戏剧性；他死后就更别提多热闹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当了皇帝后严禁宦官；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道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规矩会永世长存，绝没想到事实上却是及身而绝。自从永乐用郑和下西洋找建文后；宦官渐起。也还因为洪武造成的内官外官的空隙；经靖难之变后；越发空虚。因不与永乐合作；被永乐满门抄斩的数十家；避官而逃的400多人。永乐便大用燕王府的旧人；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个惯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东宫旧人或藩邸旧人。几个掌握全国大权的宦官都是这么发达起来的。
如果说宦官祸政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确实确实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阳明用武的大舞台。心学也不会成为影响朝野的全国性大思潮。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历史原因是经辽；金；元异族统治后；读书人都有股子主人翁的责任感；现实原因是洪武朝广开仕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的大。另外；朱元璋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驳杂；良莠不齐是毫无疑问的。但总体上是明政府运转下来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多多；但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与祸国宦官经行殊死斗争的也是文官。
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光〃关系：他既是这个背景中人；又要超越他们。从他们中来；却不想回到他们中去；想教化他们；他们却排斥他；他们视阳明为妖怪；阳明视他们为“心中贼”，尤难破除的冥顽钝汉。就最基本上情况而言；他们是“夜”；他是“光”。他生活在他们当中；如处“昏夜”。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是家兔子。阳明的最大的愿望是把他们从黑暗的隧道中引渡到光明大道上来。他之所以顶风犯忌地开门授徒；就是为了普度众生；先度同类。阁臣们因此而打击他；信服他的学生官员而不避毁誉地保护他；也是一首饶有趣味的“夜光曲”。他一生之戏剧的沉浮变化；一半是文官集团导演的；一半是宦官们导演的。当然总根源是他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不愿意混吃等死白活这一场。——古代中国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平庸。阳明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自己平庸的生；平庸的死。
他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他因此而历尽颠蹶，也因此而光芒九千丈长。他想给黑夜带来光明；黑夜想把他吞噬了。他终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
这首夜光曲不那么诗情画意；却有足够的晦莫如深的夜色；刀光剑影的光景。而阳明以心学大侠独有的身手如入无人之境。这正是这首夜光曲的主题。
３．不阴不阳
刘瑾杀人打人就不手和拳，用的是眼神和舌头，他连字都不会写几个。要问刘瑾明用国家正典，暗用厂卫杀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廷杖，贬谪，流戍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当廷侮辱、用各种方式辱弄过多少国家大臣，他本人绝对数不清，也没想着要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均如吐痰放屁一般。《明史》上记载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这位实际上的皇帝又并不是真正的皇帝，既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越有权势越有欲望，而他偏已去势，欲望不得满足，遂以天下为仇。其心理之阴暗，焦虑也是常人所不及的。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凌利的匕首，就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尽管他尊荣至极，但还是时刻防范着——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这是人世间最最集权的国家，谁握着皇权的手柄，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
这个古老的帝国几乎没有社会，只有国家，而“朕就是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群臣百姓只见皇权，以皇权为国家，不敢问津“国统”的由来和根本。皇城其实是个“空筐结构”，谁能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就是不阴不阳。这也是皇城内必用不阴不阳的宦官的原因。因为它们同构。
天下不阴不阳之物均可阴可阳。中国历史上，皇后，皇太后掌权时有之。明代还出现过奶妈子掌权的时候。宦官掌权，明代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了。残酷地讽刺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明一代，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次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厉害”，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比不过魏，但正德是来历不明的大痞子，古今无双的大玩主。游戏也许是人的本质，但绝不是皇帝这个岗位、皇权这种职能的本质。
刘瑾偏要在正德玩在兴头上是奏事，正德厌烦地挥挥手：“我用你干甚么？偏来烦我。”这正是刘的“设计效果”，他从此连形式也不用走了，成了“执行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反正外廷群臣也见不到皇帝，圣旨均从大内传出，谁敢动问真假？“空筐”宰制了天下“大有”，刘瑾握住了皇权的手柄，他的意图成了大明帝国的方向。朱元璋要是能看到这一切，会再举义旗大造其反么？极可能的。但自有王阳明这样的能员去镇压他，没有反蒙古族的民族情绪作支持，明帝国又空前的成熟，“朱元璋”不会得手的。他老老实实地放牛去吧。在不阴不阳的时代，是条龙也得盘起来。
能够大显身手的只能是不阴不阳的东西。文官们则须去其思想之势，阉然以媚老板。否则，要么回家，要么接收手术。王阳明是圣雄，所以走成了一条“进取又超越”的道路。这是心学的“阳明”功夫，单治不阴不阳的魅力。
阳明被刘瑾打四十大板，发配贵州龙场驿站时，阳明还只是个有热情侠气的文官，尚未“开眼”。再说刘瑾收拾他们用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刘瑾已成实际上的“朕”，原先的那个皇帝已成掌中玩物，这样外廷群臣自然可猪可狗了。要不是同样可以接近皇帝的宦官中有想取而代之者（张永），单是廷臣外官扳不倒刘瑾，尽管天天都在扳。刘瑾也是不甘雌伏，想鱼龙变化，权力来的容易就用得潇洒，遂忘了它的限度。他想化阴为阳时，他的末日就到了。他看着他侄儿有“九五之尊”的福相。他想软取而代之。故然，像正德那样的皇帝让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他强，产生取代之志诚自然之理。只是有个拚死也要捍卫皇权正统的文官集体存在着，利用皇权可以把他们当球踢，若离开皇权对付他们，那就难于上青天了。宦官可以监军，但要领着军队造反，那是痴人说梦。这是中国文化与权力相互生成的最大效果。直到曾国藩还都望而生畏，更别说区区刘瑾了。
不阴不阳的东西若或阴或阳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