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也获得复职，升迁。
刘瑾的时代过去了。他的一些新的财税政策也全部废除了。
这一年11月，阳明进京〃入觐〃。而调他到南京的调令是10月签发的，所以，他在《给由疏》中说十月调南京。
——续
５．实践论
因刘瑾的打击面太大，王并不算特出的英雄。并没因受过迫害而获得例外的超升。只是恢复到贬谪前的阶级，仍然是个主事，还被安排到了南京，但《年谱》特书〃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因为这个差使比知县略高，算地方官变成了京官，再进步起点高，台阶平。他11月入觐是例行公事，没有取得什么政治成果。到南京上班，对于他在政治进步不得力，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最关键的是对已上了圣学轨道的他来说，这已并不重要，基本上无关宏旨。现在，他再回余姚，也照样要而且能创出新的学派来。这样，当官便成了〃业余〃的事情。能当官便运用权力行其〃亲民〃之道，把“明德”在民间“明”起来。若不能当官便运用学说之思想威力，照样可以〃明明德〃于全民全社会。这是阳明与那些官崽的根本区别，阳明的气节既来自这种〃学〃，也来自这种学给他的这种〃能〃。
但他的更大的特点在于他并不是个宁静的隐士学者，他那套知行合一的学说要体现在〃行〃上，能行与否是检验确实〃知〃了没有的标准，而不是相反。固然在洒扫应对当中即可验证心体之明晦，但这只是王学的下限，他并不自限于此，他觉得若自限于此有负圣道，他自感有责任普度众生。所以，他在北京看见黄绾（字宗贤）有志于圣学大为激动，他说：〃此学久绝，子何所闻？〃黄说：〃虽粗有志，实未用功。〃王说：〃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
黄是王的老朋友储柴墟领到王下榻的大兴隆寺来的。王性喜住于寺院或道观。
在中国要养高洁之智虑，还就是这种地方最相宜。刘瑾已成为〃过去时〃，王已游离这种浓云浊雾之上，已视刘瑾为区区不值一谈之物矣。他现在只有一个兴奋点，就是如何发明圣学。黄绾也以结识王为幸。他们又一起去找了湛甘泉。
湛是当时活着的唯一与王质量对等的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风采的〃家〃。王，湛，黄三人倾心相谈，这种〃精神聚餐〃美不可言。三人定〃终身相与共学〃。一相重视师友之道的阳明，现在找到了质量对等的朋友……黄后来至嘉靖壬午年春才拜王为师，再后来独立一派，并转而批评王学。湛当时的名气比王大，在缙绅圈中口碑比王好。因为湛纯粹且超然，尽管被人讥为〃禅〃，但还是赞其高明者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象王那么〃狂〃，那么热衷于现实政治事务，从而显得境界高远。湛对王那一套也始终有微辞。王骨子里有湛那内倾的一面，但湛没有王这外化的一面。在追求心体明诚这一点上二人难得的好同志。
黄此时尚弱一截，只是其诚可佳，至少眼下还没有表现出〃倾狡〃（明史本传的评语）的体段身手，还是诚心倾慕圣学的。他气质中颇有〃侠气〃，不倾注心力去经营升官发财的〃实学〃，却来跟着他们〃蹈虚〃。而黄此时已是后军都督府都事，是很能与上峰说上话的人了。是他和湛就说服了宰相杨一清，把王留在北京。黄是个很有能量的人，也是个想有能量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比王要〃实〃得多。
王于辛未年，即1510年，正月调任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黄绾成了王这一时期论道的秘友。这一时期的《京师诗二十四首》八题，其中两题是写给黄的。还有两题是写给湛甘泉的。黄是个很有主意的人，换句话说是个习染深厚，机深心深的人，易堕〃悟后迷〃。王跟他谈道，用〃减法〃。一次，王因激动讲的太多了，他说遇见这样的对手，想不多也不行。但是他自谦其中有许多造诣未熟，言之未莹的地方。但大路子不差，是在做实功夫，他此时说的〃实〃恰恰是伦理功夫………在别人眼里正是虚。他给黄介绍经验：''思之未合，请勿空放过，当有豁然处也。〃他借用佛教的〃镜喻〃，但佛教用镜子讲性空，王却用它讲儒家的性有。王用佛说儒，大凡如此。他说：〃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才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全集，146页）若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了。
人都活在〃缠蔽〃中，主要是被私意习气所纠缠，从而将〃仁体〃遮蔽。所谓减法就是去蔽。去蔽，也不能象朱子说的〃格物〃一样，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那样生也有涯，蔽也无穷，活到老格到老，也难说能否自见仁本体。就象海德格尔说的，去蔽就是造成引进阳光的空隙，形成阳光得以照进来的条件，从而使自身得以显现，得到澄明。用王阳明的话说，去蔽找到人心的一点灵明，找到〃发窍处〃，这样就可以〃敞开〃，找到万物一体的相通处，从而获至澄明之境。
在王阳明的语境中，人心就是天地万物本身得以显现其意义的那个〃发窍处〃，那个引进光明的〃空隙〃，没有它天地万物被遮蔽，从而漆黑一团毫无意义。
王阳明的实践论的核心就是从茫茫荡荡甚至昏昏噩噩中剥出一点〃空隙〃来，进入那个〃发窍处〃，然后从发窍处得以窥见世界的真相，仁本体，获至澄明之境。阳明常用的提法是：识破缠蔽。平日为事物纷孥，找不到自己。这种时候最好是先静下来，收心守志，〃减去〃闻见习气加给的缠蔽，把放逐于外的自己的本心打捞回来。用理学家的话说就是〃复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完成人性的复归。
缠蔽，就是被异化了。人们都不同程度的生活在异化之中。难受，盖产生于异化，尤其是尚能感知是在异化，又跳不出异化。王把这叫做：体用分离，知行不一………只是未知。知与不知的分野在于对自己真诚与否。欺心，将永远处于不知的状态。明代的性灵文学风行，说明文人日益感到了偶然性在增大，从而命运感加深，越敏感就越伤感，他们通过追求一些情调化的东西来找到自己，确立自己。阳明也曾尝试过这条路，但他后来，认为这是放着大道不走，走小径。
即将去南京当尚书的乔白岩来跟他论学。
王说：〃学贵专。〃
乔说：是的。我少年时学下棋，废寝忘食，不看不听与棋无关的东西，三年国内无对手，确实是学贵专。
王说：〃学贵精。〃
乔说：确实，我长大以后学文词，字求句练，现由唐宋而步入汉魏矣。
王说：〃学贵正〃。
乔说：是的，我中年以后好圣人之道，悔学棋艺与文词，但我无所容心矣，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说：学棋，学文词，学道都是学，但学道能至远大。道是大路，此外都是荆棘小路，很难走得通。只有专于道，才谓之专；精于道，才谓之精。专于棋艺，那叫专于〃溺〃。精于文词，那叫精于〃僻〃。文艺技能虽从道出，但离道太远，是末技。必须把意向调到道体本身来，才能做〃惟精惟一〃的实功：“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成。”最典型的体现了“惟精惟一”哲学的人物是《聊斋》中的情痴形象，精诚石开，改变命运。阳明下面的话是标准的哲学表达式：
一，是天下之大本；精，是天下之大用。
他再接着说的，就变成方法论了：“能通于道，则一通百通矣。”
他从来都认为，〃性，心体也；情，心用也。〃本来应该是体用一源的，但活在缠蔽中的人，却因体用分离而深深地自相矛盾着，王认为任何人的性体本来都是善良的，但缠蔽的人找不到本性，从而表现为邪僻，而且世风堕落，〃古人戒从恶，今人戒从善；从恶乃同污，从善翻滋怨；纷纷疾冒兴，指责相非讪。〃（《赠别黄宗贤》，全集，725页）正不压邪，歪情遮掩了正性，自家找不到自家门。这时，谁来诚心向善谁就成了反潮流的大勇士。他认为黄绾就是这种卓越的勇士，是〃奋身勇厥践〃的吾党贤才。黑白本来不难分辨，只因人们着了私心己意，不肯扩然大公，遂是非颠倒，乌七八糟起来。
用释家的话头说，就是不论何种挂碍，都是由心不平等，分别得失而起，即不知转，不知化，遂不能转不能化矣。虽然没有谱传上的证据，但他的《别方叔贤四首》诗证明，他此时又对仙释二氏之学恢复了兴趣，可能是正在为体证本心而在借他山之石：
休论寂寂与惺惺，不妄由来即性情。
笑却殷勤诸老子，翻从知见觅虚灵。
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
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渔郎更问津。
混用二氏的语言典故，追求心体的通脱无碍，真够〃化〃的。然而这也是他从〃久落尘泥惹世情〃中挣脱出来的见识，从染障中超拔出来的心境。然而还只是办到〃养真无力常怀静〃的份上，就是用减法，坚持〃道本无为〃，反对从知见觅虚灵。此时他正补〃小学一段放心工夫〃，练习静坐，所以有〃坐中便是天台路〃之句。冠盖满京华，他独热爱山水林泉，道观寺院，〃每逢山水地，即便有卜居心。〃二氏对他的吸引力是根深蒂固的。
就王此时的心性论而言，从形式上看与禅宗心性论殊无二致，都讲心的空无的本性，就象他的龙场论道酷似禅宗的顿悟一样，现在他的思维技巧超不过禅宗那套〃明心见性〃的路数，只是他尽量避免禅宗的术语，以免被人讥讽。其实，他讲心镜明莹，不可昏蔽，其实是佛门常说的话头，它如心体本空，不可添加一物，对任何东西都应该过而化之，一尘不染，一丝不挂，无形无相，了然如空。这也是阳明认同的〃道本无为〃。若不能过而化之，便叫有执，有染，有相，有住，便是被缠蔽遮障了，从此迷头认影，执相造业，堕入尘劳妄念之中，到处流浪。但阳明最不满意于禅佛的就是其〃高明〃的道体论到此为止，从而不能开花结果，从而不见实功真效……阳明的实践论在寻找心本体的功夫层面，与禅佛同趣同功，但他那来自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