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大传- 第65部分

他并未朝闻旨意连夜出发。经大礼议产生的新班子让阳明深为忧虑，前些时因他父亲被弹劾事，他也有些伤心。更重要的是，他的讲学事业规模日起，他一向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用心学代理学的工程刚刚有了眉目，他虽反对搞神秘的预测，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数，他不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之类的话，但他怕他死后学说会发生先俗后杂的变化。对于事功，他还是有兴趣，老死牖下，不是他的心志。他毕竟才五十六岁。

六月下的委任，他八月才决定出征。他隆重地写了一道学规，名为《客坐私祝》

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　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　，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煽惑鼓　动，以益子弟之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　；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

这道学规曾被许多书院刻石立碑的加以“引用”，如保定的莲池书院现在还存有阳明手写体的这道学规的碑刻。但是他所警告的现象，　在王门后期的各地的书院中时有发生，被当地的正统道学家们嫉为洪水猛兽。　他一生都在与玩性格进行斗争。一首编年不明的诗的结尾说：“相思不用勤礼札，别后我言在订顽。”即使不是这一年写的，也可以移赠他即将告别的学生。

九月初八，他离开山阴－－永别了山阴。他坐船从姚江面上往下飘流，他没有永别的预感，但应当并不平静。对于他即将处理的问题，自然是一点也不愁。但，他那个不满一岁的小宝贝，还有那个在他家尚未站稳脚根张夫人，肯定是他的愁肠。这些均无诗文可证。

可见的阳明依然只能是思想家的阳明－－他离开越城的最大的故事就是“天泉证道”了。

５．天泉证道

时间：１５２７年夏历九月初七，即阳明启程的前夕。

地点：王府前不远的天泉桥。

论辩围绕着阳明的四句教而展开。这著名的四句教是：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甲方：王畿，主四无说；乙方，钱德洪，主四有说。

阳明的最后裁决是，打并为一，有无合一。

王、钱二人都感到有统一宗旨的必要了，现实的原因是先生一走，这里的实际主持就是他俩，如果他俩不统一就无法统一别人。深层的原因是他俩都感到心学的内在理路有出现分歧的张力，必须明确个“究竟处”，才能确定而明晰地纲举目张。　王畿认为老师的四句教，还不是“究竟话头”，他要再向前推进，　他说：“心体既然无善无恶，意也就是无善无恶，知亦然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钱德洪说四句教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习染日久，觉心体上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格致诚正修，正是复那本体的工夫。若原无善恶，工夫亦不消说矣。”

王畿说：“先生立教随时，四句教是所谓权法，不可执为定本。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应该觉悟到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无善无恶之易，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而且只有无心之心才能藏密，无意之意才能应圆，无知之知才能体寂，无物之物才能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己，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这就是所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心意知物一起都有了。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钱德洪说：“象你这样，就坏了师门教法。”

就个人的学术个性而言，王在慧解上有优势，他也被后来的学者指为禅，他的主张也的确象禅宗的祖师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究竟话头就是“四无”，用邹守益的概括则是：“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三」　钱在笃实上有优势。他的主张则是渐修法，强调时时“为善去恶”的复性工夫，类似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的所谓“四有”其实是别人的概括，因为他不敢动摇老师的心体无善恶的基本原则，他与畿的争论仅围绕着后三句，他强调了意有善恶，于是知与物作为意的发动流行便不得不有善恶。严格地说，他只强调了三有，在理论上就不象畿那麽彻底。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觉得必须做工夫、渐修，不能象禅宗那样把桶底子也参破了。

他俩是在张元冲的船上辨论起来的，谁也说不服谁，就来找教主裁判。其实，所谓四有四无，是四个有或四个无，而不是有四个或无四个，有无所带的宾语只是善恶。所谓四个是指心、意、知、物。

已是夜晚，为阳明送行的客人刚刚散去，阳明即将入内室休息。仆人通报说王、钱二人在前庭候立，阳明就又出来，吩咐将酒桌摆到天泉桥上。

钱汇报了两人的主张、论辩的焦点。阳明大喜，正搔着了痒处，这种前沿问题才能激发他的灵感，才是“助我者”－－他曾说闻一知十的颜回反而不能帮助孔子。他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畿」须用德洪的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不太理解，请老师讲讲。阳明说：“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殪气，何物不有？而何物能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力气？德洪工夫需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工夫。”

王畿也请老师再讲讲。其实从理论上他已获胜。他的问题在实践环节－－取法太高，无法操作。阳明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阳明然后对两个人说：“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的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一悟本体便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简易直截，更物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的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从有以还无，复归本体。及其成功一也。”

对于他这晚年定论，他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发挥清楚，于是便接着说：

“汝中所见的四无说，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所见的四有说，是我这里接中根人、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必有失人八五八书房，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德洪须识汝中的本体，汝中须识德洪的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

王畿问：“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

阳明说：“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工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

过了一会儿，阳明接着说：“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纷扰，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的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

最后，他又再嘱咐一遍：“二君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的工夫，只是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泄漏。”

这场证道，有极可注意之点：１」阳明更衷情于“无”而非“有”，讲有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普度众生，有，是有限的，从而不能成为究竟话头。但凡人的工夫须从有起脚，凌空蹈虚，只是逃避现实、逃避自我。无，是本体的终极处；有，是工夫的实落处。也就是说，阳明的晚年定论是以无为体，以有为用。　２」阳明学的最大的特点又是体用一元的。本体只是一种设定，工夫才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设定为无是为了追求无限、无限的追求，究其实质是一种摆脱异化的理论要求。

据黄绾后来对阳明的批评，阳明让他们看禅宗的宗经《坛经》、看道教的《悟真篇》后序，从中寻找“心源自在”的智慧，去练就一套实战性很强的艺术，什么心若明镜，鉴而不纳，随机应物，故能胜物而不伤。「《明道编》」阳明真正想做的是这种“达人”，如果这种达人能够精神不朽的话，那就是圣贤了吧。不可泄漏的天机正在于这种虚无而实用的生存技巧，不符合正宗儒门规矩。所谓的体用一元，在他这里就是，只有确立了“无”的本体地位，才能弘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真空妙智。－－用阳明的术语说，这叫“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他的《答人问道诗》居然照抄大珠慧海禅师的语录，他多次表示佛徒出家、道士隐居都是著了相，有挂碍，真正的觉悟是不离世间觉，是在担水劈柴的日用工夫中体验妙道。

明白了这个内在的理路，就可以理解作为天泉证道的继续，以及阳明的学术遗嘱的“严滩问答”，居然是用佛教话语来一锤定音了。

阳明从越城出发，并不赶赴思田，他一路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