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勃列日涅夫让帕托利切夫给尼克松带来了邀请他5月下旬访美不变的消息,经基辛格斡旋,尼克松5月11日接见了帕托利切夫。会见结束后,记者询问美苏首脑会谈是否如期举行。帕托利切夫对此表示奇怪说:“对此,苏联从未怀疑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尼克松摸到了苏联的底,就放手对北越进行轰炸,6 个月投下40万吨炸弹,几乎相当于约翰逊当政时3年密集轰炸的投弹数量总和。
就在美国对北越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尼克松5月22日赴苏访问,柯西金却唱出异乎寻常和解的调子,最硬的话仅是“越南人在紧要关头可能接受外国军队的援助”。
基辛格对此心领神会,他明白这番话主要是用来安慰河内的,尼克松听到柯西金下面马上补充的一句话笑了,只听柯西金小心翼翼补充说:“根本没有苏联船只载着武器驶向越南。”
适应尼克松的意图,波德戈尔内1972年6月22日再次访问河内,压越南改变在巴黎和谈中不准美国讨价还价的作法,同年11月至12月,波德戈尔内又邀请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赴苏参加苏联成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与长征进行多次会谈,签订了苏联对越南的无偿援助协定和1973年换货协定,压越对美国做出让步。于是,勃列日涅夫兴致勃勃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转告美国务卿基辛格:
“好消息,北越人已经准备在巴黎会谈中与美国讨价还价,但河内在决定是否应该结束越南战争之前,可能还要等着看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越南通过苏联和其他途径深入分析尼克松和麦戈文竞选的情况,看到麦戈文虽然把反对美国干涉、侵略越南作为他整个竞选运动的中心口号,但却无法与在职总统尼克松抗衡,苏联认为麦戈文不可能获胜,还要从尼克松身上打主意。
于是, 1972年7月13日,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接受苏联劝告,与美国谈判代表进行秘密会晤,态度较前大为和解,希望在尼克松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使美越谈判达成协议,还改变了赶走南越伪政府全体成员的作法,同意除阮文绍外,西贡政府的其他成员都可以暂时保留职务。黎德寿还表示,只要美越双方重新考虑各自的立场,他本人愿为停止越南战争做出“巨大努力”。美国谈判代表知道苏联暗中施加了压力,越南方面才第一次表示要考虑采取这种妥协态度。
苏联软硬兼施对越南施加压力之后,越南谈判代表黎德寿在8月1日的巴黎秘密会谈中,做出更大让步,不仅不要求南越总统阮文绍辞职,而且放弃了在组成南越三方联合政府问题上的否决权,不再将这个三方联合政府看成是临时性机构。
尼克松对越方在巴黎会谈中“前进的步子如此之大”简直不敢相信,让基辛格向多勃雷宁表示感谢,又命基辛格紧急前往西贡,劝说阮文绍抓住这个难得的有利机会。组成南越“民族和解委员会”,让越共参加经选举产生的政府。
阮文绍害怕斗不过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基辛格劝阮文绍不要多虑, 20个部长中只有两个共产党人,他们翻不起大浪,基辛格劝梗着脖子死不让步的阮文绍说:
“在美国,让政敌进入内阁,不是让他们起作用,而是使他们不起作用。”
美国让阮文绍不断制造麻烦拖延谈判,终于迫使越南10月8日提出一个九点计划,不再坚持停火前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让步组织“全国和解与和睦委员会”,负责实施普选。
尼克松对此当然求之不得,马上命基辛格到巴黎与黎德寿取得一致意见: 10月18日美国停止对北方的轰炸, 23日在河内草签停战协定,两人热烈拥抱祝贺。
当基辛格说服南越当局接受美越和平协定后,阮文绍却顽固反对,气得越南总理范文同谴责美国背信弃义。恰在这时,尼克松连选连任美国总统,态度马上强硬起来, 11月14日决定采取“大规模的冒犯措施,用美国的意志影响事态发展,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12月18日,尼克松下令派B—52巨型轰炸机猛烈轰炸北越,重点轰炸河内, 10大内扔下的炸弹的总当量相当于在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越南遭到骇人听闻的空袭。27日,和平谈判在巴黎恢复; 30日,白宫趾高气扬宣布,看来越方“认真的谈判”将会恢复,因此暂停对越南北纬二十度以北地区的轰炸。 1973年1月27日基辛格和黎德寿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3月29日,从南越撤走了全部美军和仆从军;同年2月21日,老挝各方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
睦的协定》。
尼克松又不肯善罢干休,有意在南越留下美国军事顾问,支持阮文绍破坏巴黎协定,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迫使越南人民向西贡反动集团发动总进攻。 1975年4月柬埔寨全国解放;越南南方5月1日全部解放; 12月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印支三国的抗美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正是:
侵越战争泥潭深,被迫拔腿不甘心。
战火扩大到老柬,头破血流才脱身。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遁身山城 基辛格幸会周恩来
大势所趋 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话说随着国际风云变幻,中美苏三国关系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不能不令毛泽东感慨万千。
毛泽东 1944 年在延安第一次接见包瑞德为首的美国“迪克斯”使团成员,是他一生首次接见美国官员。
那时候,毛泽东既看到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又对美国寄予希望,希望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于是又在延安接待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共同制定并签署了名为《五点方案》的国共联合计划,但却为蒋介石破坏。
日本投降后,赫尔利又到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好不容易达成的双十协定,又被蒋介石破坏,其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才使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关系恶化,毛泽东挥笔写下《别了,斯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千古名文,对美国的侵华政策冷嘲热讽,猛烈抨击。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使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僵持状态。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从对苏战略出发,中国和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也巧妙地发出中美关系似可解冻的信息:
1959年3月的一天早晨,毛泽东在美丽的武汉东湖之滨石屋别墅,迎着东升的旭日,接待了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伊斯夫妇。
当时,毛泽东66岁,斯特朗73岁,杜波伊斯91岁,毛泽东对杜波伊斯年老而健壮的体魄大发感慨说:
“按您的年龄,可算是我的父辈了,但即使是我,也感到上年纪了。不过,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还游过珠江和黄河,我还想游黑龙江呢!”
安娜路易斯提醒毛泽东注意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要小心从事:“您要是真去游黑龙江,就能游过江到达俄国了。”
斯特朗哪里知道,毛泽东并不是真要去游黑龙江,而是要通过长江、黄河、黑龙江、密西西比河,把中苏美三国联在一起:
“啊,您说得真不错,要是你们三个同意,我倒愿意去密西西比河游泳。不过,也许另有三个人反对——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
杜波伊斯见毛泽东向自己投来询问的一瞥,便根据自己对美国政情的了解,带着严肃的神情回答说:
“相反,他们可能乐意您去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顺流而下,到特别宽广的水域中去。”
毛泽东欣然问道:“真的?那么,只要他们三个同意,过几天我就作为一名旅游者动身。”
斯特朗想到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最近的美国之行,便问她的老朋友说:“就像米高扬访美一样吗?”
毛泽东手举香烟在空中一摇争辩说:“哦,不是。米高扬谈的是政治,我不要谈任何政治,我就是到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还要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这使三个美国客人略吃一惊,社波伊斯按他的理解大发宏论:“那一定会给杜勒斯突然一击。”
毛泽东微微一笑,香甜地抽口香烟,慢慢地边吐烟圈边纠正说:
“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十分关心杜勒斯先生的健康,我希望他能康复,继续担任国务卿。他干那项工作,对我们很有利,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利。”
三个美国客人对此都大惑不解:“真的吗?”
毛泽东换枝香烟,划火柴重新点燃,格外认真地做解谜式的回答:
“确实如此,我常这么说: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反苏、反华。为了这个目的,他镇压人民运动,向全世界派出军队,到处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些,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我希望他不要改变这个政策。”
毛泽东知道这些道理一时还难以让人们都透彻地理解,便有意地询问在座的最年长者:“您相信这点吗?”
经历91年人生沧桑的杜波伊斯为杜勒斯辩解说:“这要看究竟有多少明智的人,能够懂得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了。十分明智的人对他迷惑不解,因而变得很不礼貌。我对冷战感到恐惧,我不愿这种形势持续太久。”
毛泽东摇摇头:“我不同意,这一时期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
杜波伊斯固执地坚持己见反驳说:“你经受过这一时期的危害,但不像我经受得那么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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