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出它们的意义和奥妙。
基辛格认为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顶尖杰作，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和他自己正创造当代外交的经典艺术。他越想越感到回味无穷：
“毛泽东省略的语句像墙上的人影，虽然是现实的反映，却没有现实的内容。他的话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淬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尼克松被毛泽东非凡的谈吐吸引住了，深知是勃列日涅夫的霸权主义使中美从战略角度走到了一起，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付苏联人，就需要中美领导人增强相互信任。
尼克松见周恩来频频抬腕看表，又看毛泽东面呈疲劳之色，就抓紧时机使这次在某种意义上空前绝后的外交会谈更锦上添花：
“主席先生，在我们的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毛泽东听尼克松竟能熟练他讲出他诗词里的话，得意地笑了，饶有兴味地听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继续讲下去：
“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说——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对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由于尼克松谈到他的诗而兴致勃勃，对中美关系又发表看法说：
“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２２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１０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
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槁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也想结束这场谈话，手举香烟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基辛格表示赞成说：“对，‘只争朝夕’！”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又谈兴大发：“‘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大概我们这种人放空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设社会主义。”
周恩来乐得哈哈大笑，尼克松也幽默地“对号人座”说：“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帮。”
毛泽东探身向前，对尼克松微笑而谈：“就个人而言”，你可能不在打倒之列。”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他们说，你这个人也不在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尼克松抓住最后一点时间，想和毛泽东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就对其大加赞扬说：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毛泽东不愿谈这个话题，极有分寸地称赞尼克松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乐滋滋的，回敬说：“你读的太多了。”
毛泽东摇摇头，一举香烟认真他说：“不，读得太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派教员来，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我曾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这时，所有人都已站了起来，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大手，说出他的心里话，“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头脑非常清晰，对这句话不表示态度，只讲告别之词：“我就不送了。”
有人写诗赞颂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的此次四人会谈称：
四人会见举世惊，谈笑风生见解精。
世界外交称一绝，千秋万代留美名：
一小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尼克松怀着会见毛泽东的亢奋激情，试图用理想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他对华采取主动行动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毛主席写过：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伟大境界的高峰，缔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行紧张的谈判，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是重要谈话内容，周恩来高瞻远瞩说：
“你们美苏两家槁军备竞赛，水涨船高。美国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苦。苏联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苏联就是因为军费大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中国希望美苏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精辟分析极为叹服，又站在美国立场上侃侃而谈：
“我并不想硬说苏联的现领导有怎样的动机，我只能尊重他们自己的说法，但是我必须依据他们的行动来制定政策。就核力量的对比而言，苏联在最近四年间一直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决心不使美国落在后面。如果美国落在后面，美国对欧洲提供的保护盾牌，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同美国订有条约的各国提供的保护盾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尼克松则有求于中国帮助他从越南脱身，他揭露苏联的阴谋说：
“越南问题很简单，战争拖下去，唯一得到好处的是苏联，他们要把美国拖住，因为他们想借此扩大他们在北越的势力。从美国所得到的所有情报来判断，苏联甚至可能在怂恿北越坚持打下去，不要解决问题。”
周恩来坚持原则，明确告诉尼克松：“胡志明是我的老朋友，１９２２年我在法国就认识他。我认为美国撤出越南是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要美国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和柬埔寨化，只要他们一天继续打下去，中国就不能不继续支持他们。”
尼克松发现，“中国人对苏联既有极端的蔑视，又有相当大的担心”，周恩来完全意识到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之前，先访问北京的象征意义和影响，他看到苏联报纸谴责尼克松访华，就非常高兴地对尼克松说：
“你先到这里来，莫斯科气得要命！苏联广泛动员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大骂中国。让他们去骂吧，我们不在乎！”
访问中国短短一周，美国人对中国、苏联的外交差异有了鲜明的对比，这令美国人耳目一新，基辛格饶有兴味地在日记中写道：
“就这样，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到中国式的外交。苏联人一般比较生硬，中国人拐弯抹角。苏联人坚持特权，中国人讲究普遍的原则，表现出自信心，试图使实力问题显得无足轻重，而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苏联人把友好作为谈判成功后的奖赏；中国人在谈判之前就把友谊当作僵绳，他们至少在形式上使对方成为私交，这样就微妙地限制了对方能提出的要求。”
尼克松、基辛格津津有味地研究中苏外交风格迥然不同的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得出这样饶有兴味的结论：
“苏联人所居住的国家曾屡次入侵人家的国土，近期则主要利用武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的道义根据缺乏把握，因而不敢承认犯错误的可能性。苏联人从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教条转移到不可改变的立场（不知改变了多少次）。中国人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执文化的牛耳，甚至能用自我批评作为工具来为自己服务。中国人征求来访者的意见——这是一种赢得同情和支持的谦虚姿态。这样做还可以使来访者说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目的，结果他就约束了自己，而中国人以后就能够利用他自己的建议（而且时常这样做）。苏联人脾气暴躁，有时口是心非，给人留下一种心理反常、心神不安的印象。中国人则强调价值标准的独特性，并对之深信不疑。因此，中国人表现了一种不为压力所左右的优越感，他们甚至用暗示‘原则问题不容谈判’的方法，事先就阻止对方施加压力。”
尼克松问他的智囊：“中国外交家可靠吗？”
基辛格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的总统：“中国外交家是可靠的，他们从不搞小动作，他们不讨价还价，他们很快就亮出底牌，进行说理，顽强地加以辩护，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会谈取得重大成果，双方建立了互相尊敬和友好信任的关系。周恩来怀着轻快的心情对尼克松谈开了文化诗词，这使尼克松甚感意外，只听周恩来以温文尔雅的神态说：
“总统阁下，在你楼上的餐厅里，我们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