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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酬和集首载沈璜序及孙永祚东山璜和赋。沈璜本末见列朝诗集丁壹叁下小传，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柒沈璜传即取材于列朝诗集，无所增补。孙永祚本末见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拾本传。沈序末题“崇祯十五年二月望日”，孙赋末题“岁在壬午孟陬之月”，似此集诸诗有刻成于崇祯十五年二月之可能。但检牧斋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原注：“起辛已六月尽十五年壬午。”）载“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此四首诗东山酬和集并未收入。据沈氏序云：“壬午元夕，通讯虞山，酬和之诗，已成集矣。”可知此集诸诗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前实已编定。牧斋自和之合欢诗既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后，自无从收入此集。孙赋题作壬午孟陬之月，则其作成之时间当与酬和诸诗编定之月日相距不甚久。因孙氏为常熟人，与牧斋同居一地，往来近便故也。
牧斋尺牍贰与孙子长第贰通云：
茸城诗和章盈帙，不必更烦仁兄。求作一小赋冠于集端，以赋为序，少变缘情之法，亦词林一美谈也。改诗乞即付下，但略更字面可耳。
寅恪案：牧斋此札不载年月，当是崇祯十五年正月所作，于此可见孙氏作赋时酬和诸诗皆已编定矣。至“改诗”云云，不知所指之诗是否与酬和诗有关，词语简略，未敢断定也。
又列朝诗集丁壹陸所选沈德符诗中有“钱受之学士新纳河东君作志喜诗四律索和本韵”，即和牧斋合欢诗者，亦未收入，当是沈诗寄与牧斋时日过晚，已不及收入矣。所可注意者，“催妆词”及“合欢诗”不载河东君及程孟阳之和作，此俱不可以时日较晚、居处较远之故未能编入为解说。岂河东君以关涉己身，殊难着笔，既不能与牧斋及诸词人竞胜，遂避而不作耶？若孟阳者，其平生关于牧斋重要之诗，几无不有和章，独于此二题阙而不赋，其故当由维生素丙之作用。关于此点，前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中已言及之矣。
今观沈序孙赋古典今事参错并用，颇为切当，读者取此集中钱柳诸诗以证其本事，则知两文之经牧斋赏定殊非偶然也。沈孙之文今虽不暇详释，但沈序中“隃麋史笔，长傍娥眉。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孙赋中“掌记纾忧于行役，援桴贾壮于从军”诸句则请略言之，“隃麋史笔，长傍娥眉”可以不论，“掌记纾忧于行役”则用唐诗纪事伍捌“韦蟾”条，亦可不多述。“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援桴贾壮于从军”，则俱用梁红玉事。推原沈孙二人所以同此取譬者，盖两氏下笔之时皆在崇祯十五年正月以后，当已见及牧斋崇祯十四年“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七律其结句云“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及同年十一月牧斋与河东君偕游镇江所作之“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诗。（俱见初学集贰拾东山集）此题共八首，其第柒首云：
舵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堕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塚共跻扳。
寅恪案：宋韩世忠墓在苏州灵岩山（见钱遵王初学集诗笺注此诗条，同治修苏州府志肆玖塚墓壹吴县条及金石萃编壹伍拾韩蕲王碑文并跋语），诗之结语指此。牧斋既以梁红玉比河东君，则璧甫子长用通知兵事亲执桴鼓之杨国夫人典故，（见初学集肆肆韩蕲王墓碑记。下文当更详论。）亦非无所依据也。
沈序孙赋俱是佳文，而孙赋尤妙。寅恪深赏其“芳心自许，密讯方成。犹有留连徙倚，偃蹇犹夷，乍离乍合，若信若疑。”等句，最能得当日河东君之情况。子长殆从洛神赋摹写美人形态“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语，而改为摹写美人心理“乍离乍合，若信若疑”之辞。白香山“花非花”曲（见白氏文集壹贰）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程孟阳赋“朝云”诗八首以摹写河东君，除因当时河东君以“朝”为名外，实亦取义于香山此诗，非仅用巫山神女及东坡侍妾之名。松圆与河东君甚有关涉，固不待言。雪屋执贽牧斋之门，又家居常熟，自必有所耳闻目见，故能描绘入微，曲尽其妙，真能传神写照，不致见笑于周昉，如前引牧斋“黄媛介诗序”中之所言者也。
综合东山酬和集所收之诗共计七十七题，九十七首，皆是经牧斋所欣赏而裁定者。牧斋平日最喜评诗论文，列朝诗集及吾炙集即其例证。然此两集俱选于忧患穷愁之中，非若东山酬和集为半野翁快心得意之际所编定者可比。盖自天启元年牧斋任浙江主考，衡文取士，镂刻“浙江乡试程录”以来，（见初学集玖拾。）逾二十余年无此赏心悦目之事久矣。且此集有杜少陵“两个黄鹂鸣翠柳”之乐，而无钱千秋“一朝平步上青天”之惧，（见阁讼记略。）文采风流，传播朝野，牧斋于此岂不足以自豪哉！
茲于笺证东山酬和集中钱柳诸诗及略评其他和作之前，先取世传河东君诗文有倩人代作之事及黄陶庵不肯和柳钱之诗两问题，稍论述之于下。
关于第壹事，据王沄辋川诗钞肆“虞山柳枝词”第叁首云：
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原注：“吾郡有轻薄子钱岱勋，从姬为狎客，若仆隶，名之曰偕。姬与客赋诗，思或不继，辄从舟尾倩作，客不知也。归虞山后，偕亦从焉。吾友宋辕文有破钱词。”）
范锴华笑庼杂笔壹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乂庵白牛道者题云：
柳氏幼隶乐籍，侨居我郡，与钱生青雨称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诗若书，皆钱所教也。已而归虞山，钱生为之介。
寅恪案：王氏所言之钱岱勋，当与白牛道者所言之钱青雨同是一人，不过胜时称其名而道者举其号耳。宋辕文之破钱词今未得见，故此人本末无从考知。寅恪前论河东君与李存我及陈卧子之交好，已言及河东君之书法诗词皆受其影响。盖河东君当日之与诸文士往还，不仅狭暱之私，亦得观摩之效，杜少陵“戏为六绝句”之六所谓“转益多师”者（见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壹贰），殆即此义欤？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軽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
关于第贰事，据钮琇觚剩壹吴觚上“陶庵刚正”条（参牧斋遗事）“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条及顾纯恩寓疁杂咏诗注云：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义相切劘。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见侯，道宗伯旨。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浃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乎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寅恪案：“某抚军”当指张国维。）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槖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严元照蕙边杂记云：
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嫡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澽而罢。
朱鹤龄愚庵小集壹肆“题黄陶庵诗卷”云：
陶庵先生行谊节槩，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辞高，义精响厉，真儒者之诗也。当甲申北变，闻金陵嗣统，谒选者麇集都下，先生独不往。吾友包子问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与当国者比。余入都，必当与往来，往来必为彼牢笼矣。君子始进必以正，岂可为区区一官捐名义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贰轶事门“黄忠节（淳耀）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程孟阳出海堂小笺示之”条云：
（忠节）偶作鄙夫章题文，时推绝唱，谦益独不怿。及甲申夏，福王立，谦益晋秩尚书，忠节遗以娄坚手书归去来辞，谦益黙然。
寅恪案：陶庵虽馆于牧斋家以所擅长之八股文课其子孙爱，然福王朝不往南京与牧斋共马阮合流，则人品刚正高洁可以想见，其不阿附孟阳和钱柳诗之举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斋前此所能料及。茲于陶庵不肯和钱柳诗之问题，鈕严两书所述皆非无因，但俱有讹误。此先考陶庵馆于钱氏之时间及孟阳于钱柳遇见以后留居牧斋家之年月，然后玉樵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