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
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已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忏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
茲节录痛名第二拾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舟，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惠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难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因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师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案：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叁柒职官秩载：“张铫，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动，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肆叁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寅恪案：董含莼乡赘笔二略云：“吏茲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惟是新帅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案：“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动。）小人闵闵皇皇耕鞭五谷，知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傲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寅恪案：有学集柒高会堂诗集“高会学时酒兰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收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达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沄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际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伍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头。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后见。乃取程孟旭年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后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这，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严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茲附录其愚庵小稿拾“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后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
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以著作之盛，推重諈诿，不啻义山之欢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寅恪案：燕京重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书”作“笔”。非。）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敻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摹，金匾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黙，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熸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燕京本“丽”作“厉”。非。）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缵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哓哓耶？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知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壮解、齐丘比化书轻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黙黙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壹叁“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壮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