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作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
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郞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郞神其次序为倒数第贰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贰肆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茲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篇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序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阳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阳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不能确言。其词云：“空回首，筠管榴选用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足，细腰空自守。”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
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茲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茲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诗余始于唐宋，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出，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非独庄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手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牵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鸾之趣合。志溺于燕，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毎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贰及明词综玖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几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聚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独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春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叁“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词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茲无论已。
寅恪案：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集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草“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士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丘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慄，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流，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禁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叁伍及全唐诗第柒函白居易叁伍“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叁捌“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涧远，宏达而微恣欤？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画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组，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奧，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眇，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楼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借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濛，庭阶之荟阴，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义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骄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凄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由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时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
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
（四）
第一期
前录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依据“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等句推论卧子至迟在崇祯五年除夕已遇见河东君，但在崇祯五年除夕以前似更有其他诗词为河东君所作者。今详检陈忠裕全集，颇有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篇什，然终嫌证据未甚充分，不敢确定。茲姑择其最有关之作略论之如下。
卧子崇祯五年壬申春间所作如“春昼独坐感怀”（陈忠裕全集陸几社稿）及“柳枝词”七绝四首（同书壹玖几社稿）、夏间所作如“生日偶成”七律二首（同书壹伍几社稿）皆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春昼独坐感怀”诗中“白云过我居”及“谢客翻倒屣”等句颇有可疑。“柳枝词”第贰首“吴阊荡雨泾三眠”、第三首“淡引西陵风雨条”、第肆首“妖鬟十五倚身轻”等句亦与河东君当时情事适合，甚可注意。“生日偶成”二首之二云：“闭门投辖吾家事，与客且醉吴姬楼。”此“吴姬”岂即指河东君而言耶？但以皆无明显证据，姑附记题目及可疑之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