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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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多少事-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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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将定都南京和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职这两条发给袁世凯,并催促他来南京就职。这两条的用意,袁世凯一望便知,心里冷笑:把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要我到南京就职,你们正好欺负我是不是?调虎离山那么容易?
于是袁世凯回一电,说,我巴不得早日到南京面聆诸公教诲,可现在这个北方的秩序,那是相当的乱:皇室刚退,心有不甘,在一些外人挑拨下还企图生事;蒙古那边,也很不稳;各国的驻京使领馆和商业机构也要保护。这些破事拖了我准备南下就职的后腿,也搞得国家变成了迟迟不统一的南北两部分,真是不好意思。现在看来,与其您孙大总统让位于我,还不如您接着当,等我把北方搞安定之后就交给您,然后我辞职,去当一个逍遥快活的民国普通国民最好。
说孙中山为国为民,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更大公无私。这份电文公布后,袁世凯“感动中国”,其支持率直线上升。
孙中山依然不松口,2月18日,授命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人为成员,组成迎袁专使团,于22日启程走海路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袁世凯对专使团予以隆重接待,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天津远迎;专使团抵京后,袁世凯打开以前只有皇帝才能走的正阳门迎接;他还把东城煤渣胡同的前清贵胄学堂布置为迎宾馆。
专使团向袁世凯递交了孙中山的亲笔信。袁世凯和专使团相谈甚欢,对南下就职问题,袁世凯再不推拒,一口答应,而且还讨论了南下路线。袁世凯说他准备走京汉线,先到武昌和黎元洪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专使团喜出望外,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
就在专使团深感不虚此行的时候,2月29日晚,北京城忽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大群的士兵在街头又抢又烧。“宫保要走了,我们没人管了,快抢个盘缠回家吧!”这样的声音在部队中一呼百应。当晚,乱兵所过之处,金银首饰店、饭馆及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北京仿佛又来了八国联军。
一群乱兵张牙舞爪地冲进专使团的下榻处,九位专使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人人衣衫不整,缺鞋少袜,狼狈不堪。
兵变前后绵延三日,扩大到天津、保定及更大的北方地区。

兵变次日,袁世凯紧急召开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下令凡看到乱兵任意抢劫,立即格杀勿论。
袁世凯痛心疾首地对专使团说:北京真是不稳啊,你们看到了吧!如果我一离开,那怎么得了?!
这样一个过程,再加上袁世凯的一贯为人,不猜想这场兵变是他主使、是为不去南京找理由的都难。
此事到底是否是袁世凯叫人干的,至今还有争议,因为拿不出确凿证据。最可能的是:兵变的策划者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他先放出袁世凯一走,北京就要裁减军队、士兵就没活路的消息,然后由布置好的人挑头,抢劫焚烧泄愤。
兵变的规模和乱象超过了策划者的预料。这里除了军队本来就存在欠饷、士兵有怨气之外,还有个原因:中国首都从此要改在南京的消息,让一些北京人失魂落魄、窝火不已:以前咱们这是天子脚下,全国中央,多大的优越感啊,这下一迁都,立马就变成啥也不是了!于是一大帮街痞混混,跟着乱兵拼命起哄,希望能保住首都。

的确,中国城市的兴衰受行政影响太大。1927年4月蒋介石定民国首都为南京后,改北京为北平。中央行政机关一迁走,北平市面立即冷清下来;到1949年,失去首都地位仅二十二年的北平已衰败得不成样子,中共建国前清扫天安门为开国典礼礼台,竟挑下来好几担鸟粪!
不管兵变是否袁家策划,目睹这一幕的专使团无计可施,只好去电南京向孙中山汇报实情。南京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人主张定都北京,这样一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立成定局。
他又得逞了。
孙中山在给袁世凯设置两个紧箍咒失败之后,再筑起一道堤防:总统必须遵守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关于民国政体为总统制的规定,改政体为内阁制。

所谓总统制,就是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现在袁世凯当大总统,就风险太大。

所谓内阁制,就是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总统任命;总统并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做些礼仪性、程序性工作。如能实现,等于是夺去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实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第二天,孙中山签署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内阁尚未成立时,孙中山依然在南京处理中枢政务,他正式解职是4月1日。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
这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偶像派,如能精诚合作,同谋民国未来,那么历史进程要顺利得多。但这个实力派,思想上对真正的民主共和只有皮毛之见,更无意捍卫之、追求之;袁世凯第一位考虑的就是个人能不能有最大的权,能不能不受制约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心里冷笑一声:你当总统就是总统制,我当总统就是内阁制,因人设法啊?我忙乎半天,为的就是当个签字盖章的虚位元首而啥权没有?笑话!

东山再起之后,六个月来,袁世凯对清廷又哄又吓又逼,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又拍,费尽了心机,为的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现在大总统到手了,岂能做小媳妇!
袁世凯要向孙中山们制定的法律规章示威,一宣誓就职就下令大赦天下,凡是3月10日前坐牢的犯人都大赦放回家。而这样的大举措,本来一要参议院同意,二要内阁副署,也就是他袁世凯签字的旁边还得有总理的签字,这才有法律效力。但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是故意表示,你们在南京搞的那些东西在他眼里什么也不算,现在是老袁当家做主了!
3月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1日,唐绍仪责任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钝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二十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关于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唐绍仪知道已无法干下去,就先避到天津,然后上书辞职;袁世凯假意慰勉挽留一番后,于6月28日批准辞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命,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
民国初年,大家共同的敌人清室已去,于是各派各系内斗开始。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闹矛盾,袁世凯内部闹矛盾,革命阵营内部闹矛盾,再加上还有个武昌黎元洪副总统的一派。民初的政坛上,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让对共和寄予很高期望的人大失所望。为了整合各种力量,袁世凯十分期望能实现一次“高端联合”,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他自己,四人能在北京举行“民国四巨头”会晤。
最后实现了的,是1912年8月,孙中山在一片反对声中,应邀赴京会晤袁世凯。
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起程之时,一个黑衣女青年一直紧跟着送行的人群,上船后,她借机把孙中山请到一间无人小室,唰地拔出一把尖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对孙中山说:“先生千万不能去北京,袁世凯太狡诈凶险,你此去是落入虎口!如你不下船,我就死在你面前!”孙中山大惊失色,赶紧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刀,反复劝慰。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以袁世凯的机心,不但不会对远来的孙中山有任何不利,反而对孙中山极尽礼遇。他要争取孙中山的信任支持,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在北京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中,孙中山抵京,民国双雄首次晤面。袁世凯百般殷勤,把自己的专用马车披上黄缎,供孙中山使用;他安排孙中山下榻他的总统府,而他自己搬到国务院办公;每逢孙中山外出,他就事先断绝交通,完全按照元首待遇招待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是前清政客,但有现代思想,更有推翻清廷的行动和赞成共和的表态,如能劝服他考虑国家多一些,考虑个人少一些,此行就意义非凡。
而等见了袁世凯的面,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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