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看看陆荣廷的诗作。个人认为，今天即使专攻古文的人，写旧体诗也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水平。
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胜利之后，陆荣廷在“八桂厅”犒赏将士，即席赋诗一首：
北伐雄师共枕戈，锦旗云涌渡湘河。
复回民国偿初志，八桂厅前奏凯歌。
如果你对这首诗歌虽然觉得不错，但也并不十分佩服的话，再来看他1921年写的一首七律：
群飞海水各争雄，区宇何年睹大同。
抚剑悠悠仍报我，匡时滚滚望诸公。
无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
眼底孙曹兴废事，与君谈笑酒杯中。
怎么样？服了吧？
值得叹息的是，陆荣廷灵柩1929年安葬在家乡离武鸣县城四里的啸狮山五十一年后，1980年9月13日夜，盗墓贼掘开了这位“广西王”之墓。武鸣县有关部门第二天赶到现场看到，那二米高、八寸厚的棺木还红漆鲜艳，棺内丝绸衣物色彩如新，死去已五十二年的陆荣廷大腿肌肉还未完全腐烂。
墓外只看到一个破碎的青花瓷罐，到底盗走了哪些宝物，人们不得而知。据了解，陪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两颗珍珠，分别放在死者口中和肛门中，另有古瓷器和象牙筷等。因习惯上认为金属对尸体有催腐作用，陆荣廷棺内并无金银。
再叱咤风云的人物终究归于土灰，“广西王”陆荣廷的千军万马和神奇枪法，却对付不了死后在他坟上肆无忌惮的小小蟊贼。
最后回到张宗昌。这个人人皆曰可杀的人物是否浑身就没有一处亮色呢？也不尽然。虽然要找他的可取之处十分困难——至于什么“慷慨大方、不吝金钱”之类，不过是劫掠黎民脂膏后收买人心给他卖命。但他的确有一样应予以肯定的突出品格——孝顺。
他的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祝氏拉扯大。1925年，在外浪迹多年的张宗昌荣任山东军务督办，“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久无音信的母亲。受派的副官连夜赶到掖县，村里人却说“大脚”十年前又改嫁给了一个木匠，随这个木匠到外地谋生去了。
副官按这个线索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诸城县找到了祝氏。一个破烂的小屋，和一个男人，这就是张督办的妈妈家。
副官向她报喜。可祝氏却说，宗昌离家后她无以为生，就跟了这个贾先生；现在可以享福了，但又不能带着贾先生去给儿子丢脸；而抛下贾先生，又良心不安。
副官十分为难，不敢自做主张给张督办带回一个后爹，只好回去如实报告。张宗昌大怒：“混蛋，老子无能，把俺老娘撇在家里，人家姓贾的替我养活老娘，还不该感激人家吗？你为什么不把那姓贾的一起接来？”随后口授一封信，副官一字不改记下，再去接祝氏。
信是这样的：“儿宗昌不孝，自己出外流浪，撇下娘一人在家受苦，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好了，儿已经做了很大的官，和以前的八府巡抚一样大，儿也有钱了，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请娘带那位姓贾的大恩人一同来享福吧。等您到来时，儿再向您当面请罪。”
孝子张宗昌被杀时，祝氏闻讯几乎发疯。失去依靠的她因改嫁而没脸回故乡，一度出家为尼；而张宗昌给她的财产，也被其侄糟蹋殆尽……
激进时代的不公：林纾“反对白话文”的背后
历史是一条长长的河流，在无限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怎样的人、怎样的事都只能占有一个瞬间。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到后世不过是短短几行文字，多少强健有为的人物到后世也只是一个血肉全无的苍白符号。民国史上的人物，比如孙中山，就是四个字：“推翻清朝”；比如袁世凯，就是三个字：“做皇帝”；比如张勋，就是两个字：“复辟”；比如曹琨，也是四个字：“贿选总统”……
在人生短暂、时间无穷的对比面前，只能符号般存在的历史人物还有一大悲哀：吝啬的历史只给他们留出寥寥文字倒也罢了，这寥寥文字还时常把他们刻画得走形走神，甚至面目全非；而且，空穴来风的轶事说不定比正事有名，无据可证的野史往往比信史知者广泛。一个人认真地、付出辛劳地做得很好的事，不一定能在后世留下痕迹；一些并未为之殚精竭虑的、甚至完全是因为某个机缘而触发出的事，哪怕不大，却搞不好就被久久传播。
于是，真相被遮蔽了，人物被扭曲了。
生于1852年的福州人林纾（林琴南）似乎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即便是非文史专业出身的人里，也有不少知道林纾这位横亘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的文化名人，这绝不是因为他是晚清最出色的古文大师之一——晚清文言文学状况，有几人愿去关心了解？
林纾的有名，就在于两件与他那些优秀的文言诗文无关的事：一个是他不懂任何外文，却居然是一位影响极大的翻译家；二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正在兴起的白话文，是抗拒历史潮流的文化守旧派代表。
不懂外文而成大翻译家，这种天方夜谭的事是怎么做到的呢？
靠的是和人合作。
1897年春，林纾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哀痛不已，家人劝他到朋友魏瀚处散心。在魏瀚家中，林纾结识了留法归来的王寿昌。为让林纾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极佩服法国文学的王寿昌向他介绍了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说你的文笔那么好，我们可以把这部名著合译出来。
在王寿昌手捧法文原著绘声绘色讲述、林纾走笔如飞形成方块字文章之中，大名鼎鼎的“林译小说”和“大翻译家林纾”出现了。林纾透彻地领悟了原著精神和风格，且调动自己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活跃的才思，使浅近的文言译文忠于原著，语句流畅，富于感情，引人入胜。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之誉。
《巴黎茶花女遗事》翻译成功获得满堂彩，这一良好开端促使他继续与王寿昌、魏易、曾宗巩、陈家麟、力树萱、王庆通、毛文钟等多位通晓外文的人合作，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先后翻译出外文著作一百八十种以上。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读到并喜欢上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哥特、笛福、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大师的名著，就是林纾的翻译之功。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翻译西方小说，对于林纾来说是十分成功的，只是林纾对此难免有“以末技扬名”的悻悻，因为就文章水平论，即便别人说他的浅近文言译文再好，他自己觉得真好的，还是他的古文诗文。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这个趣称。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很能吸引人们眼球，增强了他的传奇性，百年之后，林纾对此也许还是有些自得的。
而让他“青史留名”的另一件事，却就没有这样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甚至会让他死不瞑目。
这件事就是今天学生熟知的：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纾“反对白话文”，“螳臂当车”，“成了站到时代潮流对立面上的小丑”。
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后没有哪个杂志再能有这样的荣耀——一份杂志开启了一个时代。
这里先要厘清一个概念：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通常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指这个；一个就是始于《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创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简称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场划时代的文化运动真正消歇于民国哪一年，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
民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由封建变为共和，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政治变革不等于能立即带来思想变革，人们的思想状况并没有随辛亥革命得到强有力的改变，民国“国民”的脑子里基本还是传统封建社会“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再加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统治，不但不愿在刷新民众思想上尽政府之责，反而予以禁锢、误导，公开号召“尊孔读经”，倡导思想上复古。
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博士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归国杂感》，结论是：“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我以为这二十年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在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交界之际，新文化运动承担了扬弃旧文化、注入新文化的历史使命，它猛烈批判奴化人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宣扬新文化、新道德、新意识，概括起来就是陈独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口号：“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与科学。
那个自1915年开始的文化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可以称为“思想文化上的辛亥革命”。
新文化运动的重点是文学革命。一方面文学是国人思想情趣、道德精神的集中体现，变革文学就是抓住了变革文化的枢纽；另一方面中国是个文学古国，自古文运关系国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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