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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宝浩劫：清东陵的民国命运
历史千头万绪，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答案可以是：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代代人出生又死去的过程。
人总会死，在火葬远未被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逝者的遗体总得埋葬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类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穴，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葬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帝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陪伴尊贵的死者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产生——盗墓。
盗墓是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则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由国家组织认可、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在世界范围内，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一百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二千七百七十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约三千六百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对此“殚精竭虑”。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三座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至墓底，然后再向上挖，这样就从墓室底部进入了墓室内，这一过程长的会持续一两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然后在屋内动工。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在20世纪初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种呈半圆筒形的铲子长二十至四十厘米，直径五至二十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情况。洛阳铲的制作工序有二十多道，最关键的是成型时打造弧度，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这种铲子至今也只能手工制造。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价值连城的陪葬宝物更被洗劫一空。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遭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对盗墓者予以狠狠杀伤。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七十二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七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一路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辨认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族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的事，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生前尊贵和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的黑手而踌躇不安。
不过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可动用一国之力精心设计、建造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问题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四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陵园；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像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和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为雍正所辟。雍正得位不正，死后不敢葬在父亲康熙身边，就在北京西南方一百二十公里、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另建陵区，与原有的东陵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弟兄、公主、阿哥等八十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一百二十五公里，是中国现存建设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五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面积达七十八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二百六十八年。经过两个世纪又六十八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
但是，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像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