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是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是真正划时代的——中国的封建时代从此终结，共和新纪元开始。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自清中叶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僵化自封、被世界潮流抛得一年比一年远的中国，终于跨前了一大步，希望又降临了这片长期被历史阴云笼罩的东方土地。
都知道这场革命首义于湖北武昌，随后各地摧枯拉朽，清王朝土崩瓦解。但当时革命党人殚精竭虑、不惜血本投入、寄予极高期望的，却是当年4月份的第二次广州起义（相对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那场战斗。
第二次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十五年内连续发动的九次起义虽然让人们看到，清王朝已是满地岩浆，但这棵生长了二百六十多年的老树虽遍体鳞伤，根基还未被撼动，它的统治还在苟延残喘中一年年延续。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屡起屡仆，已经急了眼。他们对这次广州起义做了精心准备，广州起义财力的宽裕、装备的充足、人员的精悍、组织的周到，都远远超过历次起义。
起事首先要钱，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不愧是筹款融资高手。起义准备期间，仅召集各地人员的路费就每天开支五千元。在南洋槟榔屿策划的孙中山召集当地华侨党人，一晚上集资八千元，又命同盟会各首领分赴各地劝募，数日之内又得五六万元。
这次起义，预算开支十三万港币，但实际募捐到了十八点七万港币。其中美洲华侨捐助了七点七万元，南洋华侨给了八万元。
在华侨中，为革命捐款最踊跃的是民间团体致公堂（洪门），洪门的传统宗旨是“反清复明”，在反清上和革命党人一致。更重要的是，孙中山1903年就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职位是“洪棍”——这个让人想到恶棍、讼棍、党棍的名称很不好听，但实际是“元帅”的意思。为给广州起义捐款，维多利亚致公堂变卖堂产，一下交给孙中山三万？三千元。
章炳麟素来对孙中山不大服气，民国建立后选大总统时还说，“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但对孙中山的筹款能力，只能表示佩服。
这些钱主要用来购买军火：从日本购枪五百一十三支，从西贡购枪一百一十六支，从香港购枪三十多支，再加上历次失败的起义留在香港的枪支，总计七百七十多支，所有枪支都配备了足够的子弹。
另外购买了大量炸药，炸弹专家喻培伦带着一帮人，马不停蹄，三天三夜不合眼，制出炸弹五百多颗。
起义前还购买大刀三百把。
人员投入上，以往历次起义，大多是出钱雇佣敢死队；而这次起义，以广州新军为主干，从党人里精选八百人为敢死队打前锋。敢死队员来自广东、福建、安徽、四川、江苏和南洋等地，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是留学生、教员、军官、传教士，论受教育程度和思想意识，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然而为了终结封建王朝，开辟中华新天，这些民族精英毅然提枪上场，甘当冲锋陷阵的士卒。
敢死队员、福州人林觉民在战前写下了给妻子的遗书，他写道：“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底底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
铁肩柔情，千古传诵。林觉民，不管是“觉悟了的人民”，还是“使人民觉悟”，他的举动，和那么多党人一起，践行了这二字的大义。
另有五十一岁的湖南人谭人凤，向同盟会军事负责人黄兴要求也参加敢死队，黄兴说，你年纪大了，起义成功以后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谭人凤说：“你们不怕死，我就怕吗？”黄兴只好发给他手枪两把。不料他一接到枪就误触扳机致枪走火，幸好子弹射向屋顶。黄兴啼笑皆非，把枪收回。
黄兴拟订了起义战略：先在广州城内设立三十八处秘密据点，枪械弹药于起义前陆续秘密运到广州，存于据点；然后把先锋队划为十路，各由一人统领，各自任务是攻占两广总督衙门、督练公所、水师行台、城楼、警察署、电信局等要地。起义领导人黄兴和赵声也各领一路。
谭人凤对该战略提出疑义，认为兵力分散，他尤其反对黄、赵亲自上阵，认为这会让战斗失去调度中枢。黄兴对他说：“全军勇敢不勇敢，就看我和赵声勇敢不勇敢，您就别反对了！”
憋足了劲的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就等发难之日造成个天翻地覆。
也许是上天要把胜利留到10月的武昌。精心筹备的广州起义磨难重重。先是美洲和荷属南洋的一部分款子未及时到位，然后是日本和安南的一部分军火未按计划运到，接下来是吴镜携带炸弹在广州轮船码头被捕，再又是执行起事前刺杀水师提督李准任务的温生才误将广州将军孚琦当李准击毙，导致广州戒严……
广州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广总督张鸣歧调来巡防营二营驻扎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虎视耽耽；同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搜查。
4月27日上午，两个秘密据点被查破！下午，又一据点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再下去就是等死，无法从容布局了，当天下午5时半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四名起义者吹响了悲壮苍凉的螺号，黄兴带领敢死队员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兵大惊之后开展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散卫队，并击毙了卫队管带，冲入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张鸣岐早知近日可能有变，几天前已将家眷迁出，革命军扑来时，他一人在衙门内，仓促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遍寻不着，就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冲杀出来后，迎头遇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遭遇战中，林文、刘元栋、林尹发等六人相继中弹牺牲。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仍然以断指指挥战斗。他把部下分为三路，自己率十人出大南门，与巡防营接应；徐维扬率四十人出小北门与新军接应；其他人则攻督练公所。接下来出现了叫人扼腕的一幕：黄兴这一路在双门底遇到了他们要接应的巡防营，这支巡防营部队正是前来响应起义的，却因为准备潜进水师行台擒拿李准，所以不挂革命军事先约定的白巾；而黄兴等事前不知对方计划，见对面部队未挂相应的臂号，就下令攻击，巡防营死七八人，一哄而散。这场自相残杀，顿时让起义昂扬的势头一下衰落下来。
猛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中途遇上大队清兵，于是绕路改攻龙王庙。率领这一路的喻培伦身先士卒，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枪弹打尽后，从筐里取炸弹边冲边投。战至半夜，渐渐寡不敌众。全身多处受伤的喻培伦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清兵射击。突围中，喻培伦被俘遇害。
黄兴战到最后一人，环顾四周已无一个同志，就潜进一家小店，换了衣服再逃出；其他敢死队员也纷纷潜进广州居民家中。随后，受到重创的清官府咬牙切齿，在广州城、港澳轮船和广九铁路大肆搜捕起义党人。
广州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就这样失败了。由于起义前屡受挫折，起事仓促，大部力量未能发动，起义中又指挥不灵，这场党人寄予厚望的起义最终成了黄兴等人的一场军事冒险。
起义者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被捕就义，总督衙门一带尸横遍地。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的清政府五天后才通知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收尸。断头折臂、血肉模糊的烈士遗骸被堆放在咨议局门前空地上，惨不忍睹。南海、番禺（当时广州分属南、番两县）两县知事相议，叫善堂埋葬于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一个专埋死刑犯的地方，那里经常草草掩埋死刑犯尸骨，臭气熏天，所以叫臭岗。
善堂的善董们心知死难者的历史分量，将烈士葬于此地，实在是一个极大侮辱，各善董不敢同意，但又慑于清政府淫威，束手无策。
这时同盟会地下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他打通关节，通过好友、两广清乡督办江孔殷疏通官府，同意烈士遗骸可移葬他地。正好一位同情革命的西医愿意将他以数万重金刚买下的一块地捐出，潘达微正高兴，到交接地契时，西医的家人却坚决不允，只好作罢。
最后，广仁善堂献出了沙河马路旁的红花岗地块，潘达微将丧葬事宜交给交游甚广的堂妹夫郭伟泉操办。郭伟泉清点遗骸为七十三具，买了七十三具棺木；心疼死难同志的潘达微觉得棺木太薄，立即自己出钱要求郭伟泉重买厚棺。一家医院见状，捐献了他们储备的棺木，这些棺木虽不很好，也不太差，潘达微看过表示满意。
收殓遗骸时，因死亡时间过长，尸首腐烂发胀，尸臭扑鼻，蛆虫满地；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二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郭伟泉加钱给工匠，才使他们用铁锤把枷锁砸掉，尸骸一一分开，洗净血迹，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参加殓事的工匠达百余人，从上午11时一直干到下午4时。郭伟泉依靠他平日的好友帮助，负责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发现一穿蓝布衣没有白巾标志（起义者均挂白巾为标记）的尸体，引起郭伟泉的怀疑，问众人，有一工匠指证：这是清吏李某的仆佣，肯定不是革命党人。该尸首便被拉到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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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灵柩送去安葬时，天阴微雨，天公垂泪。百余工匠抬着灵柩浩浩荡荡向红花岗进